文獻是文化的主要載體，收集整理經典古籍是推動思想、學術進步的重要途徑。國家社科基金立項資助《巴蜀全書》旨在調查整理中華文化重要發源地——巴蜀地區的歷史文獻，為增強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貢獻力量。項目啟動10年來，相關工作已基本達到預期效果。

　　摸清家底，初戰告捷。通過查閱古今書目，走訪公私藏家，我們收集、甄別、分類川渝所藏古籍信息50余萬條，全國所藏巴蜀文獻目錄5萬余則，基本摸清巴蜀歷史文獻的曾有數量以及現存巴蜀文獻版本和收藏情況。統計出歷史上曾有巴蜀古文獻10000種以上，現在保存下來的約5000余種。仿照《文獻通考》《經義考》體例，編撰《巴蜀文獻通考》。調查現存文獻收藏狀況，為5000余種巴蜀古籍編制《版本目錄》；翻檢各種圖書內容，考察學術價值，為1200余種優秀圖書撰寫《內容提要》；再精選其中內容充實的圖書500余種，用現代范式標點校勘，編成“精品集萃”，整理字數達3億余字；鑒于巴蜀地區雕版印刷發達，留下許多雕印精良的宋版元槧，我們又精挑若干種，編成“珍稀善本”予以再造重版。整理成果已由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260余種300余冊，其中《宋會要輯稿》《廖平全集》《三蘇經解集校》《蘇軾全集校注》等，曾獲教育部及四川省政府社科優秀成果一二等獎、全國優秀古籍圖書獎等10余項獎項。

　　精心分類，構建體系。由于歷史上巴蜀文獻從未被系統整理過，編纂《巴蜀全書》必須對這些散見的文獻進行收集分類。我們撰著《巴蜀文獻要覽》《蜀學與文獻》專著，系統探討了巴蜀文獻的歷史面貌和演變軌跡；將傳統目錄分類和現代科學研究相結合，古文獻仍按經、史、子、集、叢編目，近當代文獻則按哲學、歷史、文學、語言、民族、宗教、科技、綜合等分編。大小類前冠以“敘”“論”介紹其淵源，所收各書皆撰“提要”“前言”介紹其內容，形成內容全面、古今兼顧的巴蜀文獻體系。

　　整理研究，雙管齊下。《巴蜀全書》既是文獻整理工作，也是巴蜀文化的研究工作。一方面，項目組對所選圖書進行精心校勘，如《宋會要輯稿》(底本系南宋蜀人張崇祖、李心傳所編《總類國朝會要》)是據清人從《永樂大典》輯出的抄本影印，編輯錯亂，字跡模糊，向稱難讀。在整理過程中，我們除了對其施加新式標點，重新排印外，還鉤稽考索，廣征博引，對其中訛奪衍倒進行校勘，撰寫校記多達30000余條，保證其真實可靠。另一方面，隨著研究工作的深入進行，我們越來越多地發現中華文化的一些重要發明創造或始于巴蜀。比如，首部“陰陽”經典《連山》，首篇“五行”文獻《洪范》，中國詩歌第一唱“候人兮猗”的《南音》，首部志怪地理《山海經》，首部體例完備的方志《華陽國志》，首部詞集《花間集》，儒家首次《十三經》結集，佛教《大藏經》首次雕版，都率先完成于巴蜀，為文化溯源提供了證據。

　　文物互證，解決懸疑。《周禮》載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東漢鄭玄注：“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這與《山海經》佚文“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為《連山》”吻合。由于《連山》《歸藏》早佚，內容面貌不清。我們從唐人注疏略知《連山》有許多夏代故事，但缺乏其與巴蜀關系的佐證。根據三星堆“青銅神壇”的“天、地、人”結構，我們發現這與《華陽國志》所載古巴蜀人“天皇、地皇、人皇”信仰正好吻合，說明“三才合一”觀念在巴蜀淵源甚古。再考察“神壇”圓形底座酷似“太極”，其上首尾銜接的兩個怪獸實像“兩儀”，再上四個立人又像“四象”，立人頭頂四座連峰合圍則像“連山”，連山之上又有四方形天庭，每方還有舞姿翩躚的五個立人。整座銅像與《周易·系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連山》‘經卦皆八’)，八卦定吉兇，吉兇成大業”的宇宙生成論和易道演化說若合符契，同時銅器的五級構建和四方五人還帶上了巴蜀“五行”觀念的烙印。這或許是“興于西羌”的大禹制作《連山》后的文化遺存(或“連山文化”的器物表達)。可見，“禹制《連山》”史有其事，“生于廣柔”的大禹正是繼承了古蜀“陰陽”“三才”“五行”“太極”等觀念才制作出了《連山》。

　　巴蜀是中華文明重要發祥地。《巴蜀全書》的出版，必將為古代文明的尋根溯源以及當代不斷堅定文化自信提供豐富鮮活的史料。

　　(作者：舒大剛，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巴蜀全書》”首席專家，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儒藏》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