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城市:“打卡”不夠,“考據”興起
網紅地標打卡的熱潮,帶來了城市景觀空間的快速消耗和頻繁興廢。我們發現,部分年輕人對“網紅”的熱情正在褪去,他們對觀察城市的方法與角度有了更深入的探索。
“網紅”逐漸被“個性”取代,“打卡”正在被“考古”替換,人們似乎更加渴望進入與城市的深度互動中去,讓自己真正融入城市歷史與城市文化。
店招里的“昨日重現”
字跡也可以成為一份城市漫游指南嗎?在上海,答案是肯定的。
2月4日,立春,一場以“字”為線索的城市漫游從提籃橋開始了。
“對一座城市的印象是如何建立的?”各種各樣的路標、招牌、告示也許會是最重要的來源之一。
“你們看,在下海廟門前道路的左側,有個比較長的英文店招,為什么要費功夫寫一個如此精美的英文店招呢?”從提籃橋地鐵站出發,沿海門路走過大約兩百米,有一座下海廟,幾乎沒有人會注意到,人聲鼎沸的寺廟附近還有一塊字體優美的英文店招。
原來,與歷史河道上海浦相對應,下海廟所在的區域以前叫下海浦。這是吳淞江的支流,在一百多年前被填沒。曾經這一帶也是猶太人聚居區,因此來往的外國人很多,出現英文店招也就不稀奇了。
在上海這座超大型城市里,除了地標性建筑和景觀,其實還有不少這樣的“細節”就藏在其中。
城廂里弄的深處、日常穿行的街角、建筑的縫隙,精美的店招、優美的手繪文字總是偶爾出現,猶如考古現場令人驚喜。尋字的人則把這些字跡叫作“隱字”。
這次尋字之旅的領隊有兩位,一位是獨立城市文化研究者格里董,一位是字體設計師厲致謙,他們相互配合,從各自的角度講述這座城市“隱字”背后的故事。
在舟山路54弄,里弄的門頭上寫著“CHUSAN/LIEGH”,其中,“CHUSAN”是英國人根據舟山方言發音而使用的拼讀方法,而“LIEGH”則是希伯來文“為我”的意思,可以理解為“家”,意譯過來就是“舟山路上的家”。格里董告訴大家:“這些痕跡也訴說著這段街區的歷史,在二戰時期,這里的確成為庇護猶太難民的家。”
在這趟“字跡”探索中,參與者們總能發現一些具有時代烙印的招牌如“永好理發店”“幸福食品商店”“群藝照相館”,它們同帶著行政區劃名稱和編號的糧油果品煙雜百貨店一樣,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印跡。
而含有“錯別字”的招牌也經常會被“偶遇”,比如“禁止仃車”“付食店”“歺廳”等。與我們現在使用的一簡字不同,這些“二簡字”在1986年就被宣布廢除了。這些“錯字”成了新中國發展歷程中語言文字改革的見證。
以上這些案例,都已經被收錄到了《隱字上海》這本書里。格里董、施佳宇和沈健文是《隱字上海》的三位攝影師,共同記錄了從2012年至2020年的上海“隱字”的文字影像,后經米拉編輯收入。
盡管隨著時間的流逝,許多店招或者文字都已經改換了面貌,但還是能從數字街景的記錄中找到它們。
編輯米拉在接受公開采訪時表示,“影像對應的道路和街道,有些可能已經消失,但是我們還是可以通過這些照片進行數字考古,街景就像是個時光機。”
近些年,隨手拍字的方式似乎越來越流行。在豆瓣話題“你見過的‘隱字’”中,全國各地的網友們貢獻了近兩千篇“隱字”,收獲了近1700萬次的瀏覽。而更多的網友表現出了對這一觀察視角的興趣,“希望更多的城市能有這樣的記錄。”
于是,文字主題的旅行、上海城市字體觀察攝影展、“上海字跡”豆瓣小組……隨著越來越多的聲音開始匯聚,格里董和厲致謙也更加堅定了將字跡作為城市觀察獨特視角的信心。
電影中的“前世今生”
《愛情神話》火了之后,探討蝴蝶酥的好吃程度,計算老白的個人資產,盤點國際影星與上海的關系……都成了熱門話題。
徐曾禎卻想著,“上海”的城市形象或許能借此機會變得更豐富一些。他在一場關于“滬語影視中的上海”的沙龍中提出了一個問題:
“被格洛瑞亞同款種草的你,知道‘斬裙’是什么意思嗎?”
“大家可以看看這部80年代的《街上流行紅裙子》。”徐曾禎隨即在投影上播放了電影中的片段。
在20世紀80年代的上海大豐棉紡廠里,進城打工的阿香因為“愛美”,托個體戶小鈴木買來了漂亮的紅綢裙,卻發現紡織廠勞模陶星兒比自己穿得更漂亮,于是便拉著她去公園中“斬裙”,最后大勝而歸。
而所謂“斬裙”就是穿上漂亮的裙子PK,比一比誰的裙子更好看。“80年代,國人審美意識的轉向在這部影片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在徐曾禎的帶領下,觀眾們通過《犯罪分子》《孽債》《三毛學生意》等不同年代的滬語劇或者與上海相關的影片對城市風貌、社會生活史進行觀察和挖掘。
用一位“95后”上海觀眾的話來說就是“以前的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似乎不僅有藝術價值,還有史料價值,能從生動的生活場景中看見時代變化,讓人覺得很有趣”。
“影視中的上海不只有‘巨富長’和小資情調,還有《孽債》中五個家庭不同的生活境遇,有《喜盈門》這樣的農村題材,有《股瘋》這類金融題材,也有《夢酒家之夜》這種比較先鋒性的情感題材。”徐曾禎很在意上海的“多面性”。
除了畫面,電影中的聲音也彰顯著城市的文化特征。滬語中既有“有的落江水渾了”這樣的比喻,也有“唧唧咕,唧唧咕”這樣的擬聲詞。“在當年的公用廚房,由于水壓不穩定,就會發出這樣的聲音。”
而在《留守女士》中,《忘情桑巴舞》《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一無所有》構成了20世紀90年代圓明園路的背景音樂,與片名“留守”二字一起,反映出改革開放初期,大規模“出國潮”對上海的影響。
“其實,電影可以承載的內容是特別豐富的。”徐曾禎以上海電影制片廠出品的喜劇電影《小丑歷險記》為例,展示了他是如何“考古”出寶山港的前世今生。
“作為一個經營貨物裝卸的港區,為何會被劇組選中拍攝客運碼頭的戲?”帶著這個疑問,徐曾禎找到了兩張表明寶山港區當年曾經兼營客運業務的圖,并由此梳理出了寶山港從應運而生到承接新的歷史使命的過程。
“上海是一座有根脈的電影之城。”王騰飛是上海電影博物館的策展總監,每次策展都離不開對上海電影歷史與文化的挖掘,“上海的電影工業起步早,與電影相關的影像檔案的保存體系規范,資料的保存比較完整,不少也已經進行了數字化,幾乎每個階段的歷史素材都能找到,這使得層次豐富的文化土壤清晰可見,完整可考。”
然而,如何挖掘和“活化”這些與上海相關的影視文化資源,也一直是上海電影博物館思考的問題。
“曾經,上海電影制片廠的片頭承載了無數國人的情感回憶,今天,能否將這個視覺意象凝聚成一個文化符號呢?”帶著這樣的思考,今年初,上海電影博物館推出了一張影業公司地圖和一組徽章,嘗試將文創產品作為影像城市考古的“入口”。
在歐洲,“影像城市考古學”已經成為城市研究的新方向之一。劍橋大學建筑系終身教授Francois Penz認為,電影描繪了一座城市數十年間的演變,這就是電影城市考古學中的“層次”,“電影在某種程度上,有可能幫助市民們喚起和重建共同記憶。”研究者孫依巧也說道:“影像中的城市文化資源儲備量大、轉化率高,是打造城市文化產品的重要基礎。”
公交也能“穿針引線”
2020年4月,一場公交車上的城市直播吸引了不少人的關注。
講解人陳寒松和張淵源從玉佛禪寺出發,開啟了一次以電車公交線路為線索的城市冒險,“從老普陀出發,隨著19路車的移形換影,傳統石庫門生活區、于右任舊居、康定花園……紛紛進入視野之中。”
“這邊途經的很多小路,曾是公共租界西區,其名稱多是用南洋地名演化而來。”對公交線路和沿途地名信手拈來的,是被朋友們戲稱為“所長”的張淵源,在他的公眾號上,對上海公交的圖文梳理與研究已有近70篇。
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公交222路高峰線最后一天運營發布的一篇題為《上海公交“2”字頭高峰線大回顧》的文章,這篇文章系統地介紹了“高峰線”這個許多人并不熟悉的名詞。
原來,1975年,上海曾開辟過一條只在上下班高峰時段運行的正式線路——201路。
自此,“高峰線”不斷增辟,到1990年,上海的早晚高峰線就達到了29條。而這些線路絕大部分都被冠以“2”字頭的三位數番號,從201路一直延續到257路,僅個別為“4”字頭。文章圖文并茂,通過交叉史實與比對整理集合了上海所有的“高峰線”,并從中“窺斑見豹”,找到了上海工商業高速發展之下的交通變遷之路。
除此之外,《“工業秀帶”印襯下的上海“活化石”級老公交線——28路電車》《上海越江公交大橋線大回顧》《曾經通往百年虹橋機場的公交線有哪些》等無一不是從交通線路的角度展示了上海的城市發展與變遷。
“簡直是論文級別的公交考古了,配圖就是一套上海公交大全了。”這是公眾號后臺的一句留言。
當然,關于車輛的信息與資料搜集不是依靠張淵源一個人就能完成的,這背后是上海的公交愛好者們形成的一個緊密而穩固的互聯。
“我們有一個40人左右的公交愛好者的交流群,‘80后’居多,有‘90后’,也有一些更年長的行業前輩和專家,他們的認可和支持也是我一直寫下去的最大動力。”張淵源告訴記者。
在測繪局工作的張淵源還有一個外號叫“地圖狂人”,從小學至今張淵源共收集地圖近600冊。此外,他還有上海所有區縣的地方志,各類旅游書近5000冊。
正是通過地圖,所有的公交線路、站點、城市景觀串聯交織成了一個巨大的網。在生活中,“活地圖”張淵源開始滿足朋友們對于“個性化”出行的需求。“有些人追求速度,也有人追求風景。”
“公共交通的歷史往往也就是一座城市的發展史的縮影。”陳寒松在直播里談道,“與地鐵不同,公交能最大限度地展現城市風貌。”這與公交旅行愛好者賜欣的感受不謀而合,“公交車其實是城市最佳的觀景臺,足夠有煙火氣。”
事實上,就在去年,公交旅行還引發過一場全民熱議。2021年5月,在上海某高校念書的唐同學坐著公交車從上海去北京的旅程“火了”。“大二男生從上海坐公交去北京”的話題收獲了全網超4.2億的瀏覽量。
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末上海共有1585條公交線路。如果加上既有線路的區間車、大站車就更多了。“面對如此豐富且體量巨大的線路資源,如何可持續地挖掘和開發有趣的線路?如何將線路資源與城市文化、商業元素更好地結合?”這也是張淵源持續思考的問題,“畢竟,一個人的力量,還是太有限了。”
在上海,這樣的城市達人正不斷涌現。“小克勒”李曉親將城市空間與朗讀、音樂相結合開發出“建筑可聆聽”的沉浸式播客;學美術的Janny將建筑與繪畫結合推出“走繪”系列;寫作者蘊佳將城市文學(如《繁花》)與城市行走結合形成“讀行會”……這些達人們都嘗試著從各自不同的視角解讀城市。
從千篇一律的“網紅”打卡到“字體漫游”“影像考古”“公交圖考”……人們對城市文化旅游的探索正在向一個更新更深更高的階段進發。在這里,一場探索的發起者就是普通市民或愛好者,他們從那些熟悉的生活場景和生活方式出發,不僅將分享城市作為生活里的一抹樂趣與詩意,也將更多的選擇與思考帶給了大眾。
專家觀點
讓城市達人成為文化IP
記者:您如何看待這些“城市達人”?他們的觀察視角有何特點?
吳文智(華東師范大學旅游與會展系副教授):一座城市文化競爭力的核心是人。其實,這些“城市達人”正是城市文化競爭力的重要部分。對于一座旅游目的地城市而言,不僅要有文化名人、歷史典故等文化符號,博物館、美術館等文化地標,更要有當地人特有的街區文化和生活場景,而這也是人們對城市最直觀的體驗之一。
這些城市達人們所展現的,便是城市所特有的面貌。他們能以更多元、更有趣的方式帶領更多人深入認識城市的文化肌理,為參與者提供一個發現城市的獨特視角。對于當地人來說,它是挖掘城市隱藏一面的驚喜之旅;對于旅游者來說,它也是感受另一個城市日常生活和文化歷史的有效方式。
記者:但他們的視角似乎依然比較“小眾”?
吳文智:這些“達人”們解讀城市的角度與其說是“小眾”的,不如說是“個性化”的,這種個性正是吸引力的來源。個性化與大眾化之間本來就存在張力,與其去彌合這種張力,倒不如去發展這種“個性”,當這樣的“個性”無限豐富之后,其實每個人在其中也都有了自己的選擇,那么無數的小眾就匯集成了大眾。
而隨著這種參與人數較少、體驗更為獨特的個性化城市探索方式被挖掘出來,更多人的嘗試和探索或許也將涌現出來。
記者:與傳統的城市一日游相比,為何這類活動更受年輕人的歡迎?
吳文智:與傳統旅游項目不同,這類城市文化活動的特征在于價值共創,不依賴于單一的文化產品或者領隊個人,很多感受是在體驗和互動中產生的。當參與者感受到自己與城市文化和歷史實在的關聯,就能激發他們深入了解的好奇,也能將體驗與文化價值更好融合,產生獨特的感悟。
對于同樣的建筑地標或者同一片街區,可以觀察、解讀、體驗的視角有無數種。但一般的旅游產品在市場運營和監管的作用下,常常簡單地進行一些固定化、標準化的處理,因此,對于這類城市觀察我們可能要注意,不要把一些內容上或者形式上的東西固化,有時候規定動作做得太多,反而把一些拓展空間和可能性給局限死了。
另外,雖然這類城市觀察并不強調地標景點本身,而是強調對城市記憶的閱讀與對城市文化的體驗,這些城市古建筑、老房子、老街區、老廠房、老碼頭、老巷弄、名人遺址以及一些城市地標、紀念地卻又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這些物件的基礎上,一個個故事、一個個印象才能成為核心吸引物。因此,對于城市記憶點的保護與規劃,還是需要加強。
記者:可以把城市達人看作一種文化IP嗎?
吳文智:城市達人其實就是文化IP。當他的個人特色發揮到一定程度之后,實際上就是具有很強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的。逐漸地,圍繞在這個達人身邊也會形成一個圈子,就像直播一樣,他們對于文旅消費的帶動力量也是不容小覷的,這本質上也是一種流量經濟。
目前,上海已經涌現出一批有風格有特色的城市達人,但還需要通過提供交流平臺或者獎懲機制,鼓勵大家去創造內容,創新方法,不斷拓展新的邊界,推動這一事業的良性發展。
一方面,可以鼓勵各類組織參與設計、組織和開展多種多樣的城市文化活動。對于一些已經有成果的方式方法,可以集納出版,形成與城市記憶與文化相關的宣傳手冊、導游圖等,并通過數字化手段進行線上分發。
另一方面,建立開放式的在線公眾服務平臺,鼓勵各類旅游平臺、俱樂部、企事業單位、社團組織、導游參與設計、組織和開展不同主題、不同時長、不同方式的城市文化體驗活動,引入體驗大賽,每年度評選最佳體驗獎、最佳組織單位或最佳導游等,打造一系列精品活動,讓它成為一個城市文化品牌,一種流行趨勢。肖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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