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南

　　故宮博物院開年首場大展“何以中國”，展出130多件上起石器時代下至清代的文物，涵蓋石器、陶瓷、玉器、青銅器、金銀器、書畫等各種門類，包含何尊、長信宮燈、藏文《四部醫典》等聲名遠播的國寶重器，以呈示華夏大地何以中國，中華文明何以不朽。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故宮文華殿“何以中國”展前廳中心位置擺放的一級文物——何尊，是此次特展毫無爭議的主角。這件1963年寶雞縣賈村鎮出土的西周初年鑄造的青銅尊，口圓體方，以一種“天圓地方”的造型，折射出華夏文明影響下早期人們對周圍世界的認識。

　　由一名叫何的宗室貴族所作的這件祭器重14.6公斤，通體四道鏤空大扉梭，威風凜凜。整體以雷紋為底，腹部及圈足飾有高浮雕的卷角饕餮紋。最為關鍵之處是內底鑄有銘文12行，共計122個字，記述了周成王營建成周并舉行祭祀的一系列活動。其中第七行起首四字“宅茲中國”，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現的“中國”一詞。何尊的地位由此一舉躍升為最為知名的青銅器之一。

　　出土于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的漢代“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膊是一件五重平紋經錦的精美織物，色彩斑斕，代表了漢式織錦最高水平。織錦以“青赤黃白綠”五色與“五星”對應，把“陰陽五行”表現得淋漓盡致。“東方”是中國古代星占術中特定的天穹位置，而所謂“中國”指黃河中下游的京畿地區及中原，是一個地理概念。換句話說，“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是一句占辭。《史記·天官書》中有：“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誠如斯言，借古人的智慧預言，加之當下人們的奮斗，當真正實現民富國強！

　　龍虎精神

　　中國人視自己為龍的傳人。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時代，先民便開始對原始龍產生圖騰崇拜。從本展第一單元“源”中最為吸引人的展品之一“紅山玉龍”，到最后一件展品——存放乾隆皇帝撰寫的玉冊《文淵閣記》的紫檀木匣外飾滿描金龍，可見國人對龍的執著。

　　關于龍的記載，可追溯到史前文明。1987年河南考古團隊在濮陽西水坡挖掘出一處仰韶文化遺址，編號M45的墓主隨葬用蚌殼擺出龍與虎的圖案，經碳-14和樹輪校正，年代為公元前4000年前后。這是目前所知最早、造型最大的龍和虎的圖紋。其中龍的形象在同時期的彩陶紋飾中亦有發現。進入商周時期，青銅器的巨大發展為龍形象提供了廣闊載體。出土于陜西扶風縣法門寺任村的小克鼎，形制厚重，氣魄雄渾，紋飾多樣，立耳兩側飾有相對的龍紋。

　　龍的形象同樣出現在玉文化之中。中國人治玉歷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時代就產生了紅山、良渚、齊家、石家河等治玉工藝高超的史前文化。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新石器時期的玉龍為目前所見同類器中最大一件。這一器物應是史前巫師溝通神靈的重要工具，反映出先民的思想觀念，是史前宗教祭祀發展到一定高度的產物。南方良渚文化的玉琮被認為是祭祀地祇的法器。內壁為圓，代表天；外廓為方，代表地。通孔表示天地之間的溝通。與此配對的是玉璧，專為祭祀天神而設。這兩種最為古老的玉器形態形象地說明了原始先民對天地的認知。

　　漢代用“四象”分別代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人們深信“四象”與天地萬物、陰陽五德關系密切，具有護佑四方之神力。人們常用分別代表東方青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的“四神”圖案作為覆蓋在屋頂筒瓦最前端的圓形建筑構件裝飾物瓦當。其中的青龍，在《山海經》中記載為“東方有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此后，龍的形象逐漸成為至高權力地位的象征。

　　伴隨龍的神秘形象，先秦時期的中國人也賦予了虎豐富的內涵。戰國時期齊國的兵符——辟大夫虎符，應為兩半所拼合成的臥虎形，現存右半部分。虎形翹尾，尾上有一穿孔，背面有兩個凹卯，正面有銘文兩行11字，作為辟大夫的信節。虎符的兩半，一半在朝廷，一半在地方。發兵時，朝廷使者持符至地方，兩半相合無誤，地方才能聽命。元代八思巴文虎符圓牌為鐵質，兩面均飾淺浮雕伏虎紋。虎面正向，毛發沖天，額上似有一大二小共三顆寶珠，前爪抱于胸前，虎身隱而不現。鐵牌兩面鑲嵌有凸起的八思巴文五行，字為銀質，字體端莊規整。其形制與文字內容反映了元朝建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事實。

　　農耕傳家

　　信仰是精神力量的折射，而腳下的大地才是生生不息的物質根基。來自河南博物院的磨盤、磨棒與浙江博物館收藏的帶藤條骨耜，再加上石鐮與石斧，無疑最能說明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生產工具的重要作用。中華民族依托華夏大地的豐饒物產，開展以耕織為主的生產實踐，漁、樵、耕、織、讀構成了中國傳統農耕社會的基本生產生活形態，同時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入世向俗、退善其身的生活方式與人生理想的最佳體現形式。

　　清道光年間燒制的“慎德堂”款粉彩耕織圖蓋碗上畫滿了“男耕女織”的圖案，表現出中國人對平淡質樸生活的贊美。另有清代碧玉雕漁樵耕讀圖筆筒，牧童穿行在山間，回望下山的樵夫。2000多年來，中國人圍繞農耕經濟建立起相對自給自足又相互交流交織的經濟社會結構，滋養了參天法道、敬祖惠民、崇德尚禮的思想觀念。在此基礎上產生了禮教與哲學思想及教派。來自山東博物館的漢代畫像石“孔子見老子”，表現了兩位圣賢對中國人的思想與生活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奮六世之余烈”，終于實現了對中華大地的首次統一。登基后的秦始皇在全國范圍內頒布一系列以秦制為基礎的改革詔令，“車同軌，書同文”，統一貨幣與度量衡，頒布統一的律法，推行郡縣制度等，促使中國不僅第一次實現了土地疆域上的完整統一，更在經濟、文化、軍事、律法等諸多方面實現了真正的歸流。來自上海博物館的商鞅方升與戰國時期各國的貨幣，體現出秦國統一六國過程中在經濟與國家治理上的超前性。

　　制作于乾隆六十二年（1797年）的金甌永固杯，其工序之繁、藝技之精、動用人工之廣，在中國造寶歷史上名列前茅。也正因為此，它堪稱清代鎮國之寶。其寓意疆土堅固與基業長青，恰似無論怎樣滄桑變幻，中華文明永葆蓬勃生機。（王建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