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考古需要中國方案——訪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高大倫教授

　　2021年在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不僅迎來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百年華誕，還被稱為“考古大年”，這一年全國各地經過審批的考古發掘有1700多項。2022年3月31日，國家文物局揭曉“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此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揭曉6項“2021年中國考古新發現”。這些發現填補了研究空白，進一步展現了中華文明風采，增強了我們的文化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曾對全國廣大考古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增強中國考古學在國際考古學界的影響力、話語權。”就此，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三星堆研究和公共考古專家高大倫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訪談時提出：世界考古需要中國方案。

　　高大倫，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夏商—秦漢考古、博物館學。發表專業論文100余篇，編著20余部著作。代表作有《夏史物證》《古玉器中所見遠古文明信息舉例》《尹灣漢代木牘〈集薄〉戶口研究》《三星堆遺址古文明的長度寬度和高度》等。領導了2005—2006年赴越南考古發掘，組織主持了2003—2018年三星堆遺址調查、發掘、保護規劃和2016—2018年四川彭山江口沉銀水下考古。近年來，主要致力于三星堆考古、公眾考古、博物館策展和文化遺產活化利用的研究和實踐。

　　“考古熱”彰顯文化自信

　　記者：這些年來關心我國每年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的人越來越多。去年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發掘，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和地方媒體長時間多次直播，一時間似乎出現了一種“滿城爭說三星堆，不懂考古沒文化”的氛圍。您怎樣看待這個現象？

　　高大倫：這是文化自信越來越強的重要體現。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考古工作是一項重要文化事業，也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我們必須高度重視考古工作，用事實回擊對中華民族歷史的曲解，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

　　僅就今年的參評項目而言，首先，不但文物精美，而且數量龐大。如三星堆祭祀區，當年只發掘兩個坑，出土文物就已經驚動天下。我們一直堅信還有坑并極力尋找，但沒想到會發掘出6個裝滿精美文物的大坑。又如，陜西陽陵陪葬坑的豐富令人嘆為觀止，而西安江村大墓又再現了陽陵的那一幕，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次，參評項目學術含量高。四川稻城皮洛遺址是青藏高原考古發現的遺址面積最大、地層保存最完整、文化類型最豐富多樣的舊石器時代遺址，這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區考古發現典型的阿舍利技術體系遺存，填補了該地區乃至青藏高原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空白。湖北云夢鄭家湖戰國秦漢墓地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秦漢帝國的文明一開始起點就很高。江西樟樹戰國墓、甘肅武威吐谷渾王族墓群則表現出中華文明的復雜多樣。

　　考古大國當之無愧

　　記者：大家知道，近代考古學18世紀末起源于西方。當西方學者在埃及、兩河流域、希臘、意大利、土耳其等地大肆挖掘并取得一個又一個轟動世界的發現時，中國田野考古尚未起步。然而，經過幾代考古人接續奮斗，中國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今天，我們已經成為考古大國。撫今追昔，放眼世界，從近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來看，您認為中國考古具有哪些特點？

　　高大倫：“100年來，幾代考古人篳路藍縷、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展現了中華文明起源、發展脈絡、燦爛成就和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習近平總書記在仰韶文化發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之際發來的賀信，令全國考古工作者備感振奮。

　　我們把1921年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仰韶文化作為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之年。但真正由中國人獨立主持考古發掘，則是始于1928年河南安陽殷墟發掘。當時之所以選在殷墟，就是希望通過科學的考古工作發掘出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殷商文化，把有文字記載的中國歷史從公元前841年再往前追蹤。殷墟發掘很快就達到目的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考古自誕生之日起就肩負著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發展路徑的重大使命，直到今天始終堅持著這一理念。即使在抗日戰爭時期，考古機構和考古學者們轉移到大后方以后，仍然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在四川、重慶、甘肅等地繼續進行資料整理和調查發掘。除了少數幾個重要考古發現外，中國絕大多數重要考古發現都是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這時，幾大文明古國的考古大多已走過了發現的黃金時期。國內外公認，20世紀50年代起中國邁入考古的黃金時代，但連續不間斷的大規模發掘則是從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開始。如果說之前是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那改革開放以來可以說是中國考古的鉑金時代。

　　從這30多年來評出的300多項考古新發現來看，我們會發現：第一，重要考古發現涉及地域廣闊，東起黑龍江省、西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今年就有兩自治區考古項目入選十大新發現)，北起陰山兩側，南到南海之濱。這些項目地域分布之廣、地形之多樣、氣候環境之復雜，是其他幾大文明所不具備的；第二，考古年代上至數十萬年的舊石器時代，下到清代，個別延伸到民國時期，時間跨度很長；第三，考古發現種類繁多，既有農業起源、動物馴化，又有陶器、玉器、銅器、鐵器作坊，還有城市、宮殿等諸多文明起源的實證。在文明早期，既有往文明中心匯集，又有向文明四周擴散的文化互動大量例證；既可見到走向大一統巔峰漢唐時期的許多代表性遺址，也可見到各時期不同族群的文化在中華廣袤大地的劇烈激蕩或徐徐融合。最近十多年，宋元以后的許多發現(如瓷窯、沉船、酒坊、官衙)也評上十大考古發現，這喚起了對晚期文化遺存的關注，也豐富了對文化多樣性的認識。

　　在中華大地上，從新石器時代早期到明清將近1萬年的漫長歲月，考古人以手鏟為工具，一鏟一鏟地將我們祖先文化發展的壯麗畫卷逐一揭示出來。在沒有文字的文明早期階段，考古工作者讓遺跡遺物說話，盡力從發掘中找到更多的信息。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階段，通過考古發掘證經補史，讓歷史更生動鮮活。有專家說，那么多的發現，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僅靠考古資料就可以寫出一部既有宏大敘事也有細微觀察的“中華大通史”。環顧全球，恐怕難有哪個國家能做到吧。我認為，我們是當之無愧的考古大國。

　　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曾對全國廣大考古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增強中國考古學在國際考古學界的影響力、話語權。”您對此怎樣理解？

　　高大倫：這是一個意義重大的任務，已經有不少專家學者發表過真知灼見。

　　我的理解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三者是互相聯系、不能割裂的。中國考古已經有百年歷史，教育、科研、管理自成體系，隊伍龐大，田野發掘點遍布廣袤大地，遺址時代縱貫萬年，出土文物標本數以億計，研究成果汗牛充棟，其成就早已被世界關注，應該好好總結其成功的經驗。

　　先說考古學的中國特色。

　　考古工作由國家主導、有長遠規劃是我們的一大特色。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今，體現國家頂層設計、每5年編制一次的文物考古規劃已連續進行了快70年。

　　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起，國家考古就是以基本建設工程考古為主，這是我們的又一大特色。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建設是國家的主要和重點工作。所以，文物管理部門確立的文物工作方針在考古方面來說是以配合基本建設的搶救性發掘為主。為此，立即讓大學辦考古培訓班，各省很快成立文物工作隊(考古院所前身)，從湖南和四川兩地拉開了大規模基建考古的序幕。基建工程考古一直延續到今天。早期是公路、鐵路、大型工廠、農田基本建設，后來是大型水利工程、城市改造、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基建考古發掘占了考古發掘總面積的95%以上。由于建設是在全國全面鋪開，所以我國從20世紀50年代初起從中央到省、地、縣都陸續成立了考古機構。又一特色是，考古發掘從來不以“挖寶”為目的，幾十年咬定大目標——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發展過程及特點的探尋。從早期的殷墟發掘，到后來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乃至正在進行中的“考古中國”都是圍繞這一主旨。

　　次談考古學的中國風格。

　　在服務于國家建設的大原則背景之下鍛煉成長起來的考古隊伍，一開始就有濃烈的中國風格。這種風格可以用高、快、全三字來概括。高，即田野考古水平高。因數十年持續不斷的基建考古發掘，鍛煉出了一批考古調查發掘水平極高的隊伍，能勝任各種復雜地形、豐富文化堆積遺址的調查發掘；快，即發掘工作進度快。據我所知，國家大型基本建設中的考古發掘工程都能保質保量按期完成；全，因為是基建考古為主，很多考古機構是遇到啥挖啥，有的考古隊員昨天剛結束一個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今天又被派去發掘唐宋墓甚至清墓，角色轉換很快。此外，有些考古工作者還參與編制文物保護規劃，提出文物展示利用方案，堪稱全能型選手。

　　再談考古學的中國氣派。在制度加持下，我們的考古可以做到全國一盤棋。重大發現從發掘、整理到展示統一協調，整理成果早發表，博物館快建成。馬王堆出土文獻和云夢秦簡的整理、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和海昏侯國遺址博物館的建設都不超過5年。

　　中國氣派體現在大型基建工程中的考古大聯合、大協作。如三峽庫區考古工程、南水北調考古工程，這些考古工程勘探發掘面積數百萬平方米，涉及數省，調集全國數十家考古機構集中會戰，都能在限定時間內高效完成，反映了考古隊伍很高的業務水平和領導單位強大的管理協調能力。又如，制定具有全國總結性、能帶動全局業務提升的指導性課題并努力實施。由國家制定集中全國相關機構專家聯合攻關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都取得了豐碩成果。再如，為申遺工程特別設計考古項目。為高句麗、大運河、絲綢之路、良渚等遺址申遺而組織的考古工程，定向作業，成效卓著，令國內外對中國考古刮目相看。再如，20世紀70年代后期起，中國考古出土文物不斷漂洋過海，走向世界。以考古出土文物為主體的一系列大展特展，如兵馬俑展、三星堆展、青銅文明展、瓷器展、長城展、中國考古黃金時代展、漢唐文明展，每到一地，觀者如潮。在國內，考古出土文物支撐起了大多數博物館的展廳。

　　中國氣派還表現在，進入21世紀后，中國考古迅速走向世界。當前，中國考古工作者在亞洲、歐洲、非洲、拉丁美洲的2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大量聯合考古項目。

　　世界考古需要中國方案

　　記者：文明需要互鑒，文明研究也需要互鑒。從這個角度來說，您認為如何進一步加強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

　　高大倫：世界考古需要中國方案。這個中國方案就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

　　首先，我們要對過去百年來的中國考古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總結。百年考古，我們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大到強，從借鑒學習到自成體系，有許多需要總結的地方。總結是為了更好地前進。接下來要做的，是早日形成中國自己的考古理論方法、技術體系。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是把西方的考古學理論和技術體系直接搬過來套用。但已經壯大起來的中國考古學，面對的可能主要是與其他古文明起源形成模式和發展路徑不同的遺存，發掘、觀察、保護、整理、研究、利用都可能需要新的理論方法指導和新的技術手段。在研究方向上，要更大膽地將考古發現和豐富的歷史文獻相結合；在具體結論上，要吸收多學科方法成果，更小心謹慎地求證。

　　其實，以上方面，中國學者早就在努力探索。比如考古學文化命名：年代框架、區系類型和“重瓣花朵”模式的構建；從文化到時代的認知；從聚落-酋邦-方國-王國到帝國；關于文明發生時間的提前、文明起源的新因素、文明綜合特征以及東西方文化交流等，都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思考和研討。以上研究都引起了國際注意。熱切希望更有前瞻性和普遍指導意義的理論方法早日誕生在中國。

　　要以更開放的心態、更積極的行動開展國際合作。中國考古人要更多地走出去，也要把更多優秀的國際考古專家請進來。走出去，主要是到周邊國家考古，到幾大文明發祥地考古。考古是實證科學，親自參加田野考古得到的資料和獲得的感受和沒有參加的大不一樣。發掘國外古遺址也可以啟發和促進我們的考古工作。請進來的目的也是一樣。文明需要互鑒，文明研究也需要互鑒。走出去，會拓展考古學家視野；請進來，會讓國外同行更多地了解我們的工作。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新時代考古人才應該有更堅實的理論基礎、更深厚的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是具有國際視野，既能從中國看世界，也能從世界看中國。

　　回顧考古百年歷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廣大考古工作者經受了考驗，嚴格遵循職業操守，兢兢業業為事業奮斗，共同創造出中國考古事業的輝煌。事業的傳承尤其需要加強對青年人的考古倫理道德教育。幾代學者積攢起來的優良傳統不斷發揚光大，未來建成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一定是風清氣正的中國考古學。

　　記者 衛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