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可斌（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針對新時代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環境、古籍工作的新情況和新要求，提出了推進我國古籍工作的一系列新舉措，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古籍工作的高度重視，是指導新時代我國古籍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必將成為我國古籍事業的新里程碑。

　　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以下簡稱《指示》），吹響了我國改革開放時代古籍工作的號角。它給我國古籍工作帶來的巨大變化，至今讓人們記憶猶新，津津樂道。在這一文件的指引下，古籍工作的重要意義得到各級黨委和政府及社會各界高度重視，黨和國家領導古籍工作的體制機制得以恢復和加強，先后制定和實施了幾個古籍工作五年規劃，各類古籍保護、整理、研究、出版機構紛紛成立，一大批古籍工作項目陸續付諸實施，眾多優秀古籍整理成果（含古籍普及成果）相繼問世，古籍工作隊伍建設和后備人才培養工作也成績斐然。

　　四十一年過去了，我國已全面邁入小康社會，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與改革開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語，古籍工作的客觀環境條件已發生重大變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新目標和新任務，和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生活需求，也賦予了古籍工作新使命，提出了新要求。同時，經過四十多年的努力，我國古籍工作已取得巨大成就。在此基礎上，如何進一步提升我國古籍工作的質量和水平，全面開創我國古籍工作的新局面，更好地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亟待思考和探索。《意見》及時對這些問題做出重要指示，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創新性，為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指明了方向。

　　第一，《意見》明確提出了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指導思想，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歷次全會精神，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深入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其中強調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一論斷熔鑄了近年來我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價值的新認識，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大創新成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地位以及古籍工作的重要意義，被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二，《意見》構建了新時代古籍工作領導體制框架。我國的古籍保護、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分屬文化部門的圖書館和博物館系統、新聞出版部門的出版系統、教育部門的高校和研究所整理研究系統這幾大系統，此外還有一部分屬于民族、宗教、中醫藥事務管理等系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條塊分割的現象，表現為若干古籍保護、整理、研究、出版項目跨部門、跨行業的重大項目協調困難。雖然原屬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也已隸屬中央宣傳部領導，成為統籌全國古籍保護、整理、研究、出版的最高領導機構，但原來的局面存在一定慣性。在古籍工作已邁入數字化時代的形勢下，這種領導體制框架的不足之處更加凸顯。雖然已成立國家古籍數字化工程指導協調組，但統籌布局仍然存在不少困難，對古籍數字化工作造成不利影響。因此，古籍工作界一直呼吁要理順古籍工作的領導體制，加強中央和國家層面對古籍工作的統一領導和頂層設計。

　　對此，《意見》明確指出，要堅持和加強黨對古籍工作的全面領導，堅持統籌布局，加強頂層設計和規劃部署，確保古籍工作協調銜接、一體推進。中央宣傳部發揮在全國古籍工作中的牽頭作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履行全國古籍工作統籌協調職責，負責制定實施國家古籍工作中長期規劃，統籌搶救保護、整理研究、編輯出版以及古籍數字化、古籍普及推廣、古籍人才培養等工作，推進古籍重大項目，組織古籍工作督查考評。其他相關部門分工負責、協同推進。這就明確了中央宣傳部在全國古籍工作中的牽頭作用，賦予了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履行全國古籍工作統籌協調的職責。這是我國古籍工作領導體制的一個重大變化。我國古籍工作的領導體制有望得到真正理順，古籍工作的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有望得到加強，重復上馬、各自為政的局面也有望得到改變。

　　第三，《意見》提出了新時代古籍工作發展機制的新思路。改革開放之初，古籍工作主要由政府推動，由中央各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提供支持。四十多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確立，公有制保持主體地位，民營經濟和混合所有制經濟等全面發展。在包括古籍工作在內的社會文化領域也是如此。目前公有制古籍保護、整理、研究、出版部門仍然占主導地位，但民營和混合所有制的古籍保護、整理、研究、出版機構在古籍工作的作用越來越大，市場機制在古籍工作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特別是在古籍數字化方面，一些民營機構成就突出，在某些方面走在公有制機構的前面，具有巨大的創新活力和發展潛力。新時代的古籍工作，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公有制機構仍然要發揮主導作用，要繼續堅持古籍工作的公益性根本屬性，但政府和相關公有制機構不應該、也不可能包打天下。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重要功能，充分調動私營和混合所有制機構參與古籍工作的積極性。為此，《意見》指出，要“匯聚古籍行業發展合力，統籌事業和產業兩種形態、公益和市場兩種資源、國有和民營兩種力量、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推動形成古籍行業發展新局面”；“對主要承擔古籍工作的國有文化企業加大社會效益考核占比，對國有文化企事業單位主要承擔古籍重點項目的業務部門可不考核經濟效益”。遵循古籍工作發展的新思路，構建古籍工作發展的新機制，將為古籍工作帶來巨大的驅動力。

　　第四，《意見》對提高古籍工作的質量和水平提出了新要求，具有很強的針對性。經過古籍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我國古籍整理工作成果豐碩，已經完全擺脫了幾十年前急于解決“書荒”、填補空白的狀態。總體上看，古籍類圖書的量已經很大，但有些亟待整理的文獻尚未得到整理，已有整理成果有的比較零散，有的不夠精善，粗制濫造的東西也不少。新時代古籍整理工作的主要任務，已經從量的增加轉變為質的提高和結構優化。為此《意見》特別強調提高古籍整理的質量，防止低水平重復。根據不同類型古籍的具體情況，分別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加強傳世文獻系統性整理出版，推進基礎古籍深度整理出版，整體提升新時代古籍整理的水平。”從我國古籍產生的時代來看，大致可分為上古古籍（先秦）、中古古籍（秦漢魏晉南北朝唐五代）和近古古籍（宋元明清）；從古籍的價值、影響和地位來看，大致可分為經典古籍、重要古籍和一般古籍；從古籍的傳承情況看，可分為傳世古籍和特色古籍。迄今為止，我們對上古和中古的古籍、經典古籍和重要古籍、傳世古籍的研究和整理相對比較充分，對近古古籍、一般古籍和特色古籍的研究和整理相對不足。新時期的古籍整理，應突出重點，補足短板，整體推進，提高質量，提升古籍整理的系統性，構建完善的中國古籍研究和整理體系。

　　在突出重點方面，對經典古籍可以進行匯校匯注，同時打造精校精箋的通行本、精選精譯精注的普及本。經典古籍和重要古籍具有重要價值，影響廣泛，應始終是古籍研究和整理的重點。每種經典古籍和部分重要古籍，可以有若干種通行本和普及本，以利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并便于普及。

　　在補足短板方面，要高度重視對寫本文獻、民間文書、出土文獻、科技文獻、少數民族文獻、國外漢籍等特色古籍的研究和整理，在立項等方面予以積極扶持。針對不同類型的特色文獻，要明確定位，合理遴選，分別采取影印、校點排印、精校精箋等方式整理出版。要明確界定國外漢籍的概念和范圍，將國外所藏漢籍與國內所藏古籍進行認真比對，精選其中確有價值、有必要整理的古籍，采取合理方式整理出版。避免貪大求多，重復浪費。

　　近古以來，特別是元明清時期，古籍數量大幅增長，許多經典古籍和重要古籍淹沒其中，還不為社會民眾所熟知。針對這一實際情況，對宋代以后特別是元明清時期的文獻，在進行全面系統整理的同時，將其中的經典古籍和重要古籍遴選出來，加以精校精箋，形成《元代別集叢刊》《明代別集叢刊》《清代別集叢刊》等叢書，構建具有時代特色、體現當代眼光的完整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經典體系，激活經典，推向社會公眾。

　　在加強古籍整理的系統性方面，應借鑒中國古代到現代古籍整理的成功經驗，主要采取已被證明比較合理、行之有效的分時段、分文體整理模式，個別文體可采用通代模式，以重大項目為抓手，建設團隊，組織實施。對已有的分時段、分文體古籍總集和通代文體總集，以及重要文獻叢書，如“十三經”“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唐詩》《全唐文》《全唐五代詞》《全宋詩》《全宋文》《全宋詞》《全金元詞》《全元詩》《全元文》《全明詞》《全元戲曲》《敦煌變文集》《甲骨文字編》《歷代辭賦總匯》等，利用現有條件和技術手段，予以必要補訂，提升質量，打造能夠體現新時代古籍研究整理水平的文獻總集和叢書的“升級版”。推進已經立項的《全清詞》《全明戲曲》《全清戲曲》《敦煌文獻合集》等大型古籍整理項目。對于尚未進行系統整理的明代詩、明代文、清代詩、清代文等，對其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行充分論證，對公認有必要上馬的重大項目盡快立項并推動實施。

　　第五，《意見》順應信息化時代潮流，將古籍數字化工作放在特別突出的位置。現代人類社會已全面進入信息時代，人們的閱讀習慣和學習方式已發生巨大變化。在年輕一代中，包括從事人文學科專業的大學生、研究生和青年學者，電子閱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而且照此發展下去，這個比重只會變得更大。這是一個鐵的現實，也是一個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信息技術的發展，人們閱讀方式的改變，對中國古籍的保護、傳承和普及提供了革命性的機遇，也提出了巨大挑戰。加快中國古籍的數字化，已成為社會各界及古籍保護、整理和研究界的共同呼聲。將現在保存在國內外的中國古籍，包括古籍本身和重要古籍整理成果，采用先進的數字化模式，全部予以數字化，建設“國家古籍資源平臺”，有利于永續性傳承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有利于保護古籍本身，減少動手翻閱的次數，延長其壽命；有利于將有限的古籍文本化身千萬，讓全國以至全世界的人們共享；有利于社會各界人士更方便快捷地閱讀和檢索古籍，讓深藏在圖書館博物館的古籍活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當代文化服務。

　　中國大陸開展古籍數字化工作已有三十多年，取得了不少成績，體現為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中國經典古籍庫以及愛如生典海數字平臺等大型古籍數字化項目。很多古籍整理研究類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幾乎都包含將相關古籍數字化的子課題。但現在存在的問題是，已有的古籍數字化項目條塊分割，比較零散，互有重復，都不齊全；數字化的技術標準不統一，彼此不能方便鏈接和充分共享，有些數字化項目技術水平較低，僅具有數據存儲和簡單檢索功能，沒有達到結構化、智慧化；官方層面管理力量有限，投入資源不夠，統籌協調作用還有待加強；各種私營公司和整理研究者積極性很高，但能力有限，一般只能做某些門類、某個領域的古籍的數字化，難以做到全面系統；向整個社會普及推廣不夠。古籍本來是整個民族的公共財產，為社會廣大民眾提供普惠性的閱讀檢索古籍的資源條件，是政府應該履行的一項公共義務。但現在社會性公司制作的古籍數字化項目一般要收取使用費，部分國有企事業單位出于保護自身局部利益的考慮，在向社會推廣古籍數字化產品上也缺乏積極性。

　　從中國古籍數字化幾十年的經驗來看，這是一項規模巨大、意義重大的系統工程，靠社會各界自發地參與，或完全寄希望于市場化的競爭，都不能保障這項工程達到理想目標，國家層面的統籌協調非常重要。中央和國家有關方面應該從傳承中華文化、加強當代中華文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充分重視這項工作。應該把中國古籍數字化當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建設的一項重大基礎工程來抓。應盡快制定國家古籍數字化工作專項規劃，包括近五年規劃、十年規劃和遠景規劃，制定國家古籍資源平臺技術標準，確定國家古籍資源總平臺的總體架構，描繪出中國古籍數字化的遠景藍圖。建立國家主導、各方面積極參與的工作模式。古籍數字化的全部工作都由國家機構統一來做，是不可能的。國家有關管理機構的主要職責，是定標準、定規劃、設項目，并抓其中的重點項目。同時以立項、招標、督察、評獎等方式，充分調動社會各界的積極性。可以將整個工程的各個部分分工發包、招標。對社會各界已有的相關成果，可以采用承包、采購、公私并存等方式，發動申報，組織專家論證，看其是否符合國家古籍資源平臺的要求，或是否有可能經過一定的改進后納入國家古籍資源平臺，以加快國家古籍資源平臺的建設進度。在“國家古籍資源平臺”的基礎上，將來還可以考慮建設規模更大、內容更豐富的“中華傳統文化信息平臺”，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其他載體，如考古遺址、文物、古建筑、歷史文化景區、動植物標本、非物質文化遺產等門類的信息也納入其中，從而構建宏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寶庫。

　　根據古籍數字化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規律，以及目前古籍數字化的實際情況，《意見》明確提出，要“建立健全國家古籍數字化工作指導協調機制，統籌實施國家古籍數字化工程。積極對接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加強古籍數據流通和協同管理，實現古籍數字化資源匯聚共享”；“加強古籍題材音視頻節目制作推介，提供優質融媒體服務”。相信在這一方針的指引下，我國古籍數字化工作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第六，《意見》指出，新時代的古籍工作，要“加強古籍工作對外交流合作，充分利用海外文化平臺開展古籍對外宣傳推廣活動，加大展示展銷力度，推動古籍圖書對外版權輸出，做好中華優秀典籍翻譯出版工作”，這也是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新特點和新任務。改革開放之初，我們主要是學習和消化吸收外國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方式。《指示》中已提出：“散失在國外的古籍資料，也要通過各種辦法爭取弄回來，或復制回來。”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實現巨大飛躍，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我國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從以輸入為主，逐步走向輸入與輸出的平衡。中國古代典籍，蘊含著中華民族的歷史、思想和智慧，是我們進行中外文化交流的寶貴資源。新時代的古籍工作，必須加強古籍對外宣傳推廣活動，為國家發展戰略服務，為塑造中國形象、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