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黃純艷 演講地點：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 演講時間：二〇二二年二月

　　在討論宋朝文明向東亞諸國的傳播之前，首先需要明確我們所討論的宋代“東亞”跟現代國際關系或地理學的“東亞”概念的關系。現代地理學中的“東亞”，是指中國、蒙古、朝鮮、韓國和日本五國地理區域。而作為歷史上區域共同體概念的“東亞”，并不完全與現代地理概念的“東亞”相吻合，相對更強調文化因素。被認為形成于唐代的“東亞世界”，就是指具有漢字、儒學、律令、佛教四個共同要素的區域共同體，包括中國（唐朝）、朝鮮（新羅）和日本。宋代政權格局和文化版圖都與唐代略異，若將文化作為核心要素，兼顧政權疆域，歷史上宋代多國并立格局中的“東亞世界”可以指當時宋、遼、西夏、金、大理、交趾、日本、高麗在內的地理空間。

　　黃純艷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宋史、中國經濟史、中國海洋史，著有《宋代東亞秩序與海上絲路研究》《造船業視域下的宋代社會》《宋代朝貢體系研究》《宋代財政史》《唐宋政治經濟史論稿》等。

　　在公元10~13世紀的東亞，從人口規模和疆域面積來講，宋朝無疑是當時東亞的大國。根據學者研究，現能夠統計到的當時各國峰值人口如下：北宋人口達到一億多（葛劍雄），遼朝人口是840萬（孟古托力），西夏大約160萬（杜建錄），南宋7000萬（吳松弟），金朝5350多萬（劉浦江）。另據樸龍云的研究，12世紀高麗的人口數約為250~300萬。交趾距宋朝最近的一個人口數據是1408年的約520萬。相比之下，宋朝人口最多。從疆域來說，在東亞諸國中北宋的疆域僅小于遼，但它占據的是當時最富庶的中原和江南地區。南宋的疆域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僅小于金，在東亞也算一個面積很大的國家。

　　在軍事上，宋朝卻是一個積弱之國，不僅在與遼朝和金朝對抗中一再慘敗，而且在與交趾和西夏等國交戰中也多次失敗。可以說，宋朝每一次對外重要戰爭都導致了其國際地位的下降。但是，在東亞諸國中宋朝仍然擁有僅次于遼、金的政治影響力，建立了以本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與西夏、交趾等建立了穩定的朝貢關系。而經濟文化上，宋朝對東亞諸國的影響則遠非遼、金所能比肩，成為當時各國包括遼、金在內學習的榜樣。

　　宋朝立足于東亞的基礎是其領先的文明。宋朝是當時東亞諸國中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表現在經濟最發達、文化最昌明、制度最成熟。也可以說宋朝是當時東亞文明的中心和高地，成為東亞各國汲取先進文明的源地。在當時，不論武力強盛的遼、金，還是西夏、高麗、大理、交趾等國，甚至與宋朝無正式政治外交的日本都積極吸收宋朝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宋朝對東亞諸國的物質文明輸出

　　現存于日本《朝野群載》、北宋崇寧四年泉州商人李充往日本貿易的貿易公憑所列的貨物清單中，包括各種絲綢七十疋、瓷器三百床，反映了當時最主要的大宗商品是絲綢和瓷器。而從著名的南宋沉船“南海一號”近20萬件套文物可見，數量最多的貨物是瓷器，其次是鐵器，有100多噸鐵器，應該還有絲綢，但經過800多年的海水浸泡，已經看不到實物了。此外，有金、銀、錢幣等等。這與文獻的記載是一致的。宋朝向諸國輸出的主要商品是瓷器、絲綢、鐵器、銅錢、書籍、茶葉、漆器等有較高技術含量的手工業品。當時的海上貿易和陸上貿易的商品結構基本都是如此。只是海上貿易瓷器更為重要，因而海上絲路又稱“陶瓷之路”，陸上貿易針對的多是游牧民族，以輸出茶葉、絲綢為主。由于東亞諸國與宋朝在技術上的差異，宋朝輸出的這些商品都是周邊國家大量需要的，且對宋朝有很大依賴性。這些物質文明的輸出對當時東亞各國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個能夠突出反映宋朝物質文明傳播對東亞社會經濟影響的例子是銅錢。宋朝是中國古代鑄錢數量最多的朝代，同時也是古代銅錢貨幣體系最穩定、最興盛的時期，雖然出現了紙幣，但是紙幣價值也是按照銅錢來核算的。有學者估計，北宋時期錢的鑄造總量達2~3億貫。大量銅錢在市場上流通，商人就把銅錢走私出去。宋人形容銅錢的外流是“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陸上貿易中滿車的銅錢被運出境，海上貿易滿載而回的商船是銅錢交換回來的。銅錢大量外流使當時遼、西夏、金、日本、交趾、高麗等國都使用銅錢，當時東亞各國還紛紛仿造宋朝銅錢來鑄造本國銅錢。宋代的通寶錢、年號錢鑄造精美，形制規范，受到東亞各國歡迎，遼、西夏、金、日本、交趾、高麗等國都行用銅錢，形成了東亞銅錢貨幣體系。

　　銅錢的信用是以其自然價值為基礎的，它跟紙幣不一樣，特別是小平錢，即一文頂一文用的銅錢，不是當大錢，它的鑄造成本一般來說接近于它的市面價值，如果生產管理環節不善，小平錢鑄造成本甚至會超過其市面價值。所以古代銅錢有其本身的自然價值，而且是穩定的。在手工業技術相對落后于宋朝的周邊諸國，銅錢的自然價值就更大了。所以在古代，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鑄造的銅錢是可以同時在市場上流通的。當時，宋朝周邊國家除了金朝造的銅錢較為精良、不亞于宋朝以外，其他如日本、交趾等國鑄造的銅錢都很粗糙，因此信用低下，大量的宋朝銅錢走私過去后，本國銅錢在當地市場上都讓位于宋朝銅錢。日本的自鑄錢最后就因此完全退出了市場。遼朝和西夏也主要以宋錢作為主要通貨。宋人記載他們在遼朝看到“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銅錢”。在原遼朝境內出土的當時貨幣中70%都是宋錢。西夏使用宋錢的比例更高，西夏境內發掘的銅錢窖藏90%左右是宋錢。東亞諸國中只有高麗未能大范圍行用銅錢。高麗也曾經鑄造本國銅錢，并一度鼓勵行用銅錢，但未能改變本國實物交換和使用銀瓶的習慣。東亞各國都非常珍惜宋朝銅錢，都推行了同樣的銅錢禁令，即銅錢許入不許出。宋朝也是嚴厲禁止銅錢出境的，甚至曾規定走私一貫錢為首者殺頭。盡管如此，當時東亞諸國還是深度卷入了銅錢經濟的大潮，不僅普遍行用銅錢，一些國家還把銅錢作為繳納賦稅、發放官俸的手段。

　　貨幣是衡量經濟發展的一個綜合指標，它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商品經濟發展的程度，包括經濟能力、技術能力等。宋朝銅錢的傳播和流通充分反映了宋朝經濟以及物質文明對東亞各國的影響。

　　宋朝文化在東亞的傳播

　　宋朝文化向東亞傳播的方式和深度都超過了以往朝代，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印刷業的空前發展，雕版技術雖然不是宋朝所創，但是在宋朝得到了大規模應用，使寫本時代進入印本時代。宋朝書籍生產、傳播的方式、數量，包括知識傳播的方式都發生巨大變化，出現了多個印刷中心，包括開封、兩浙、福建、四川等，既有官刻、家刻，也有坊刻。坊刻最著名的就是福建建寧，其所屬麻沙是一個以印書為主的鎮，所印書籍稱麻沙本。宋朝印刷的各類書籍通過官、私渠道流向東亞諸國。建寧的《上梁文》歌謠中有一句“兒郎偉，拋梁東，書籍高麗日本通”，說的就是麻沙本向高麗和日本行銷。

　　宋朝在政策上只允許能教化“蠻夷”的儒經和佛經外流，其他書籍基本上是被禁止流出的，特別是那些涉及國家機事的邸報、兵書、地理、文集、陰陽歷算等。比如說個人文集往往記錄作者討論國家大事的奏議，作者如果擔任過翰林學士或中書舍人，其為皇帝起草的詔、制也會被收入文集，因此也事關所謂國家機事，禁止流出。

　　但實際上，宋朝開放的和禁止的各類書籍還是通過官、私各種渠道流向東亞諸國。宋朝輸出的書籍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儒家的經史，第二類是佛經，第三類是其他類，包括醫書、兵書、諸子書等各種書籍。特別是醫書，中原傳統醫學為東亞諸國所采用，宋朝是醫書、方書大發展的時期，宋朝醫書在東亞諸國很受歡迎。當時宋朝書籍在東亞諸國的流通很盛，甚至當朝編修的史書、文集等也很快傳到周邊國家。比如，北宋歐陽修編的《新五代史》，完成之后很快就傳到了遼朝，遼朝人看到《新五代史》把契丹寫進四夷傳，大為光火，向宋朝抗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因為彼此是對等之國，且他們自認比宋朝武力強大，可是宋人居然把他們視為夷狄。

　　不僅宋朝印刷的書籍大量外傳，宋朝的雕版印刷技術也傳到了東亞諸國。遼、西夏、金、高麗、日本、交趾，以及大理都輸入了宋朝的雕版技術。東亞諸國大量印刷漢文書籍，也有將漢文書籍翻譯成本國文字并大量刊印的。雕版技術的輸出大大促進了東亞諸國的文化傳播。遼朝的官刻、私刻都非常發達，大量刻印各種書籍，包括史書、儒經、宋人文集，以及佛經等，而且還把大量的漢籍翻譯成契丹文印刷。金朝印刷的漢籍就更多了，金朝滅北宋后從開封獲得了大量宋朝雕版，這些雕版都被運回金朝進行印刷。金朝的官刻、私刻坊刻也非常興盛，大量翻譯漢籍為女真文并印刷。各國印刷量最大的是佛經。遼朝根據宋朝《開寶藏》刻印了《契丹藏》。《開寶藏》是宋太祖下令刻印的第一部木刻漢文佛教總集《大藏經》。金朝也根據《開寶藏》刻印了《大藏經》，稱之為《金藏》。宋朝的《大藏經》還傳到了日本、交趾、高麗等國。高麗印刷的《高麗藏》及其印版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

　　書籍和印刷技術的輸出，擴大了宋朝文明的影響，使這一時期東亞各國學習中華文化的深入程度超過了此前歷代。

　　宋朝制度向東亞諸國的輸出

　　當時的東亞諸國也吸納了宋朝制度很多新的因素。遼、西夏、金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各自努力保持本族習俗，創制本族文字。農耕文明為主的日本、高麗、大理、交趾實行著各有特色的制度。每一個國家都有其不一樣的特點。另一方面，東亞諸國又有著前述的漢字、儒學、律令和佛教等方面文明核心要素的同質性，既有對唐朝制度的沿襲，也有對宋朝制度新的吸納。

　　政治和軍事上凌駕于宋朝之上的金朝，其職官制度也頗多是學習宋朝的，中央官制實行尚書省、六部制，地方設轉運司、提刑司等，經濟制度實行兩稅法、禁榷制、商稅制度、行銅錢、印紙幣，推行儒家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等，既有沿襲于唐代和遼朝，也大量借鑒宋朝，地方設立轉運司、提刑司就是宋朝的地方制度。其商稅制度、紙幣制度都是源自宋朝的制度。宋代建國的交趾更是全面借鑒宋朝制度，建立重文抑武、文武兩班的中央官制，路、州、縣的地方制度，儒學教育、科舉制度等。高麗也繼續學習宋朝制度，補充修訂本國制度，重文輕武之風甚于宋朝。

　　學習宋朝制度最典型的是西夏。西夏建國后，學習宋朝制度，建立文武兩班，設置宰相、樞密院、三司分掌行政、軍事、財政的分權體制。西夏也學習了宋朝的監察制度。西夏首都興慶府的地方機構也叫作開封府。地方設置轉運司、州、縣。西夏還學習宋朝的政治文化，借鑒唐宋法律制度，結合本國特點，編纂了本國法典《天盛律令》，推行“漢禮”，雜用唐宋禮儀，建立本國完備的禮儀制度，建立了漢學和番學，推行儒學教育和科舉制度，各州都祭祀孔子。其宗教信仰也與宋朝一樣，主流信仰是佛教，大量翻譯佛經。西夏在經濟上也建立以兩稅法為核心的賦稅制度。可以說，西夏就是保持本族文化特色、雜采各族文化，努力建設“宋型國家”的一種模式。

　　如果要選取一項東亞諸國借鑒宋朝最具普遍性的制度為例，無疑是科舉制度。遼、西夏、金、高麗、交趾、日本、大理諸國都實行了科舉制度。諸國科舉制各有特色，程度不一，但顯示了儒學治國的共同特點。遼、高麗、日本在宋朝建立前即行科舉制，但宋朝建立后都不同程度地學習了宋朝科舉制度的新舉措。

　　遼、金、西夏三個游牧民族政權學習宋朝科舉制，兼顧漢藩關系的處理。遼朝科舉制主要針對漢族士人，契丹族入仕主要是世選制和恩蔭制。隨著科舉的發展，科舉出身之人的社會聲望不斷提高，各族士人都爭相應試。金朝最初針對遼朝和宋朝區域內士人區分南選和北選，因遼境漢人和宋境漢人的文化程度不一樣，儒學學術風尚也不一樣，宋朝重經義、遼朝重詩賦，而分別試以經義和詞賦，后統一為通選。女真士人則另開女真進士科。西夏則規定蕃漢都可以應科舉，西夏神宗遵頊就是科舉出身，且是狀元。

　　高麗、日本、交趾、大理等國吸納宋朝科舉制也有各自特點。高麗和日本都保持貴族制度，與宋代科舉公平開放不同，高麗一般農家子弟和普通鄉吏子弟沒有應試資格。日本參加科舉者為貴族官僚子弟，取士人數極少，且與貴族制世襲有沖突，于1177年廢止。交趾科舉制進士科雖最重，又有三教科及吏員科（試吏員）。

　　同時，各國科舉都不同程度地學習和借鑒宋朝科舉制度若干新創的舉措。殿試制度在宋朝正式成為三級考試制度之一。遼朝、金朝、西夏、交趾都學習宋朝的殿試制度，實行三級或四級考試制度。熙寧變法開始宋朝還實行三舍法，將太學分成外舍、內舍和上舍，逐級選拔，升上舍者可以直接授官。高麗學習了宋朝的三舍法。宋朝在考試內容、錄取程序上的一些創新也被諸國吸納，如金朝實行了宋朝新創的彌封、謄錄、三甲等制度。

　　科舉制度是古代的選官制度，是國家的基本制度，它體現了古代國家的治國理念、意識形態和主流文化，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和象征意義。宋朝科舉制度向周邊國家的傳播，是宋朝文明對周邊影響的一個重要反映。跟科舉制相適應的，就是當時東亞諸國都非常重視的儒家立國的治國傾向和教育制度。各國不同程度推行文官政治，既包括遼、西夏、金這樣的游牧政權，也包括實行貴族制的日本和高麗等。科舉出身的人都受到推崇，屬于社會聲望最高的一個群體。宋朝的教育體制也被各國借鑒。宋朝第一次全面實行州縣學的學田保障制度，即給州縣學配學田，以學田租用作州縣學運轉的經費，是保障州縣學的重要措施。宋朝還大力發展書院，特別是民間書院，這是社會教育發展非常重要的事件。東亞諸國在學習宋朝的過程中也大力推行儒學教育，建立從中央官學到州縣學完備的儒學教育，紛紛興辦書院。

　　宋朝文明的傳播途徑

　　宋朝文明向外傳播既有官方途徑，也有民間途徑，而以民間為主。唐代，東亞的新羅和日本向中國學習的交流途徑主要是官方的，通過派遣遣唐使、留學生和留學僧積極學習唐朝的律令制度，以建構其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也有民間的交流，但唐朝禁止本國百姓出境，貿易發展程度也沒有宋朝繁榮。到了宋代，日本和高麗已經完成了律令國體制的建構，官方組織大規模向宋朝學習制度文化的動力基本消失了。兩宋時期僅高麗組織過一次官方留學生，宋神宗朝派遣權適等五個學生來宋朝太學學習，后來升到了上舍。回國以后權適負責高麗的教育，他把宋朝的三舍法引入高麗，并為高麗制定了相關禮儀以及教育和科舉制度。

　　東亞諸國所遣入宋使節雖非以學習制度文化為使命，而主要是履行禮儀性外交使命，但多會向宋請賜或采購書籍，學習宋朝制度文化。遼、金都曾從開封掠奪了豐富的漢籍。遼滅后晉后從開封擄掠去大量史籍。金滅北宋，也把開封的三館史書以及大量雕版運回。遼、金官方偶爾也向宋朝求書。大中祥符間，遼使節提出本國喜魏野詩，但只有半部，請求宋朝贈送全部。宋真宗命人尋得其《草堂集》，賜給了遼使。金章宗明昌五年曾向南宋購求《崇文總目》所錄書籍。《崇文總目》是北宋仁宗朝編寫的昭文、史館、集賢三館及秘閣所藏書籍目錄。北宋三館所藏大都被金朝擄走，仍向宋朝求取他們所缺。高麗、交趾派遣的使節也曾多次向宋朝求購或求賞圖書。宋朝曾經應高麗使節的請求，前后八次賞賜《大藏經》。高麗使節還多次請賜和采購《九經》《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圣惠方》，以及陰陽、地理等書籍。交趾官方也多次向宋朝求請《大藏經》。

　　東亞諸國向宋朝學習的主要方式已經不再通過官方，而主要是民間途徑。一是移民。高麗有大量宋朝移民。高麗“王城有華人數百，多閩人因賈舶至者。密試其能，誘以祿仕”。很多到高麗的有文化的宋朝商人，會被高麗官方留下來做官。如白川趙氏將其始祖追溯為宋太祖長子德昭第三子之遴避禍奔高麗，曾任景宗朝左仆射、參知政事。《靜浦先生（韓雍）實記》追述先祖韓銳來自南宋，曾任宋寧宗朝兵部尚書，入高麗后，官至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中、平章事，封谷山府院君，韓銳祖父韓奎哲為南宋丞相。此類記載難以枚舉，多有攀附。

　　《高麗史》也記載幾例“宋進士”授官。這些入仕為官的宋人不同程度影響高麗政治，傳播宋朝制度文化。其中宋朝溫州人周佇搭乘商船前往高麗，因為突出表現在《高麗史》立傳。周佇到高麗以后，因為有文化被推薦給高麗朝廷任官，曾任翰林學士承旨等，最后做到禮部尚書，執掌高麗國君詔書起草。周佇擬的《本國（高麗）入宋進奉起居表》，文書格式完全遵循中原王朝制度禮儀，宋朝的制度文化、華夷觀念都寓含其中。西夏也有不少為官的宋朝士人。西夏招納“弟子不第”者，“或授以將帥，或任之公卿，推誠不疑，倚為謀主”。宋仁宗朝華州士人張元、吳昊投夏，被元昊重用，《西夏書事》載張元曾任中書令、國相，在西夏建國初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宋朝移民對宋朝文明向諸國的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

　　民間交流的另外一個渠道是僧侶。僧人在兩宋時期的東亞佛教交流中扮演著主要的角色。“名重遼宋”的高麗大覺國師義天就是宋麗佛教交流的重要推動者。義天是高麗文宗第四子，因為崇尚佛學而出家，成為高麗全國佛教僧統。元豐八年，義天搭乘商船到宋朝，受到熱烈接待，宋朝按照外交使節的規格來接待他。義天在宋朝遍訪名師，學習各宗佛法。后來又搭乘商船回國，帶回了三千多卷佛經。回國以后，義天把高麗的各派各宗佛教加以規范，開創了高麗的天臺宗等多個宗派。同時他仍保持著跟宋朝和遼朝的交往，陸續又向宋朝和遼朝采購佛經四千多卷。

　　日本沒有與宋朝建立官方關系，但希望獲取宋朝的文化、物資和信息，發展出以僧侶私人赴宋，取代官方使節的文化交流方式。宋朝則稱“連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最著名的日本入宋僧是奝然。奝然入宋被認為是中日關系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奝然于983年入宋，交流佛學，巡禮五臺山，回國時帶回大量教經，其中包括一部《開寶藏》。這部《開寶藏》對日本佛教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奝然入宋屬于私人行為，但獲得了官方批準。另一日本著名入宋僧成尋則是完全的私人行為，代表的是大多數日本入宋僧的狀況。宋神宗熙寧五年，成尋帶著弟子來到宋朝，第二年他派弟子回國并帶回400多卷史書，自己則留在宋朝直到去世。成尋所作《參天臺五臺山記》流傳了下來，其中記載了大量當時宋朝的信息也傳到日本。

　　民間交流中最重要的群體是商人。兩宋時期，東亞諸國與宋朝的交往，以及宋代與世界各地的交流中，主體力量就是商人。商人是東亞諸國人員、物資和文化交流的橋梁。上文提到的東亞文化交流的移民、僧侶，甚至使節多是搭乘商船往來。宋朝跟遼、西夏、金、大理、交趾等國陸上榷場、博易場等貿易主要也由商人承擔，他們一方面合法交易茶葉、香藥、書籍等宋朝商品，另一方面通過走私向周邊輸出宋朝書籍、銅錢等。蘇轍說他在遼朝看到的是“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北界無所不有”，甚至各類禁書“盡得流傳北界”。嚴禁出境的銅錢大量外流，也由商人走私。

　　海上交流也是如此，宋代對外貿易重心完全轉到海上，進入海洋貿易時代，中原王朝中第一次允許本國百姓出海貿易。基于龐大的人口基數，宋朝海商數量眾多，他們擁有商品優勢，即行銷瓷器、鐵器、書籍等有技術含量的商品，掌握指南針等先進的航海技術，由此成為亞洲海洋貿易中的主導力量。高麗史中可以統計到確切人數的宋朝商人，總計達4665人。日本的博多也有相當規模的宋朝商人居留。除了宋朝商人外，在東亞諸國交流中，高麗、日本、交趾等國商人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宋朝文明傳播的世界意義

　　宋朝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方面的文明成果在相互交流中成了東亞諸國共享的財富。宋朝文明向東亞諸國的傳播，一方面延續和深化了東亞諸國在唐代形成的漢字、儒學、律令、佛教諸方面的同質性，另一方面又為東亞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注入了新的因素。概括而言，宋朝文明的世界意義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文官政治。宋朝實行重文政策，改革科舉制度，實現了武人政治向文人政治，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轉變，建立了文官政治的保障機制，引導了東亞諸國政治體制的方向。建國于宋代的交趾、西夏仿行宋朝文官體制，建立“宋型國家”，遼、金、高麗、大理也積極吸收宋朝文官政治因素，完善本國政治體制。這有利于各國及東亞地區的政治穩定。中國科舉制度對西方文官制度影響中宋代科舉制有核心貢獻。

　　二是崇文重教。儒家治國的國家歷來是崇文重教的，而宋朝不僅把崇文重教的基本國策強調到以往不及的高度，更重要的是通過中央官學、州縣學、書院、科舉制度的新創和完善，建立了長久而深入的崇文重教的機制。而雕版印刷的普及為宋代考試社會、讀書社會提供技術支持。這些制度、風氣和技術也為東亞諸國所借鑒，建立州縣學、書院、鄉校，完善科舉制度，更進一步強化了“中華文化圈”“中華教育圈”。

　　三是貿易體系。宋朝實行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在歷代中原王朝中第一次允許并鼓勵本國民眾出海貿易，其中以明州市舶司專門管理對日本和高麗的貿易，促使了具有穩定的商品結構和市場關系、穩定的貿易力量和市場區域的南海貿易體系形成。南海貿易體系是互惠機制，體現了互利理念，使東亞各國都卷入貿易浪潮，無法實現事實上的自我封閉，也為元明清的亞洲海上貿易奠定了基本模式。

　　四是朱子社會。從更長時段看，“朱子社會”無疑是宋朝文明對東亞諸國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南宋后期理學官方化，為元明所繼承。朱熹之學不僅成為科舉藍本，而且《朱子家訓》《朱子家禮》、朱熹所定《白鹿洞書院學規》，增補的《呂氏鄉約》，宋人所著《朱子讀書法》，以及朱熹教化社會的精神都為東亞諸國所崇尚，成為東亞諸國齊家、治族、教民以及構建社會秩序的樣板。

　　此外，宋朝印刷技術和醫學知識輸出、指南針運用于航海等，也促進了東亞諸國社會發展，增加了東亞諸國同質性，甚至產生了更為廣泛的世界影響。

　　當然，宋代文明向東亞諸國傳播，并不意味著宋代的東亞是同一個模板所鑄就，而是仍豐富多樣的世界，各國在本民族傳統基礎上吸收、內化宋朝文明，發展出富有本國特色的文明。同時，宋朝文明的傳播使東亞諸國文明共享，經濟互利，理念相通，成為更加緊密的區域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