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艘發現的古代沉船，都是滿含信息的絕佳標本、穿越時空被封存的“時間膠囊”。近日，一直備受各界矚目的、一直見證著我國水下考古發展光輝歷程的“南海Ⅰ號”，又迎來了新的聚焦目光。這一次，和廣州有關。它，來過廣州。新快報記者通過獨家專訪本次重大發現的核心人物，揭秘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

　　2022年7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新發現，明確“南海Ⅰ號”沉船部分陶瓷器產自佛山南海奇石窯和文頭嶺窯，并確認“南海Ⅰ號”曾經到過廣州。消息顯示，2021年9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同佛山市博物館、佛山祖廟博物館和南海博物館，組成考古隊對南海區獅山鎮奇石窯和里水鎮文頭嶺窯開展區域性考古調查。其間發現三處因修路或民房建設等破壞暴露遺跡的遺址點，考古隊迅速開展搶救性考古發掘并向國家文物局申請考古發掘證照，直至2021年12月調查發掘基本結束。此次工作重新調查確認了南海兩處窯址的基本范圍，并采集了一批文物資料，掌握兩處窯址窯爐的基本形態；明確了“南海I號”沉船部分醬釉罐等器類的佛山南海產地。

　　著名考古學家、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李巖對此表示：“在全中國的水下沉船考古歷史上，這是第一次能做到如此精準的‘三點一線’軌跡確認，從產地、集散地到船（甚至具體到了艙位），都被我們確認得清清楚楚。前所未有，意義重大。”

　　作為本次考古成果的“重大關聯最先發現者”，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長李灶新介紹，通過南越國宮署遺址考古資料整理研究階段性成果，以及南海諸窯搶救性發掘，不僅確定了宋代廣州“公使庫”和“公使酒庫”的具體位置，而且表明公使酒庫釀酒器具和裝酒酒墱，是由南海窯燒制。“更為重要的是，為確認‘南海Ⅰ號’到過廣州，并受廣州市舶司和廣州地方官員設宴招待并饋贈廣州公使酒，最后從廣州港離岸，提供了關鍵性實物證掘。”

　　全程參與發掘過程的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肖達順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佛山南海窯址考古工作隊不負眾望，“搶救性”取得“南海I號”相關重大發掘成果。調查發掘證實，佛山南海地區窯業生產至少到南宋中晚期還有很大的規模，而且區域性分工較為明確，內銷外貿市場方向和貿易線路較為清楚。

　　而早在2018年，來自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研究學者黃慧怡，就已率先在文獻中發表了相關論述。她同時提及她所了解的這些南海奇石窯和早期石灣窯大罐的明顯特征。她說：“通過對比大量海外、東南亞及中國地區的考古發現，我們認為此類罐子的花紋，一類印有花卉裝飾，一類有印章銘記，一些罐子腹部有波浪紋裝飾；不少胎質較粗松，胎釉結合較差，釉層多剝落；釉色以青黃釉為主，還有淡青、深青綠、醬黃、醬褐、醬黑釉及無釉器——這些都是‘廣東罐’的特色。”

　　佛山南海陶瓷罐，在廣州被搬上南海I號

　　李巖：這種精準確認，在水下考古史上實屬首例

　　南海I號宋代沉船上的部分陶瓷器，日前，被確認產自廣東佛山南海區奇石窯和文頭嶺窯。近日，新快報《收藏周刊》記者專訪了著名考古學家、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李巖先生，他詳細介紹了本次發現的緣起和推進過程。他強調，在全中國水下沉船考古歷史上，這是首次做到如此精準的從產地、集散地到船艙“三點一線”軌跡確認。他同時對南海I號接下來的資料整理和報告編寫充滿期待，并建議在聚落考古的概念框架下進行。

　　■收藏周刊記者 潘瑋倩

　　大灣區學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收藏周刊：南海I號沉船上的部分陶瓷器，日前被確認產自廣東佛山南海區奇石窯和文頭嶺窯。您是這個重要發現的核心人物。兩年前，是什么線索引起了您關注？

　　李巖：當時，我與南越王博物院李灶新先生談及南海I號沉船年代問題時，同時注意到一件丙子年款大罐。他告訴我，考古報告中認為這件大罐是福建磁灶窯所產，應是搞錯了，這類罐子應是廣東佛山南海奇石窯及文頭嶺窯產品，并向我提供了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相關文章，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黃慧怡老師。我當時就說，這事太重要了！

　　為何？我們對南海I號國內航線一直特別關注，如果船上有佛山制造大罐，那它應該曾在附近停泊，否則罐子怎樣搬上去的？南海I號和珠三角的關聯度，就這樣產生了。

　　隨后我邀請南海博物館吳振宇館長安排館內年輕人，在“考古大家談”公眾號上專文介紹南海區博所藏奇石窯標本，以期引起學界注意。接著，我們幾人連同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肖達順先生等，奔赴奇石窯和文頭嶺窯，通過窯址踏查及比對現場和館藏標本，依考古類型學角度，一致認可了黃慧怡的看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大灣區學者們共同努力的成果。

　　隨即肖達順和李灶新向崔勇副院長匯報了發現情況，崔勇先生憑借他的責任感和學術敏感度，要求達順盡快提供工作計劃，并很快推動項目經費落實。

　　其間又聯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崔劍鋒先生，向他提供了窯址標本，及南海I號和南越國宮署遺址宋代遺跡地層中出土標本，以進行便攜式XRF產地分析。

　　收藏周刊：為何會選取南越國宮署遺址標本？

　　李巖：這跟一組字有關，最主要就是“酒墱”二字，據李灶新的研究，南宋時公使酒庫就位于宮署遺址。他們發現大批肩部刻印字款或紋飾的醬釉大罐，與南海I號和奇石窯同類陶罐高度一致。這意味著廣州可能是這種產品的集散地。

　　通過檢測標本微量元素，并結合2021年底對奇石窯和文頭嶺窯的搶救性考古發掘等，我們最終確認：從南海區窯址，到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宋代地層，再到南海I號沉船，是此類罐子在珠三角的生產、移動軌跡。

　　此類罐子大部分應用來裝酒，銘文已告訴我們。窯址生產了酒的容器，容器在南越王宮署遺址（現北京路致美齋隔壁）宋代酒庫，被灌進廣東米酒，然后被運上南海l號。宮署遺址宋代公使酒庫，正是這種酒和罐子的相遇和集散之地。

　　以聚落考古視角復原社會生活

　　收藏周刊：您如何評價這次考古發現的重大意義？

　　李巖：本次《中國文物報》以兩個整版來報道這次發現，在廣東考古發現的學術史上還是頭一次，如此，方與關系到南海I號相關研究的重大發現相匹配，這與曹院長的積極推動密不可分。

　　目前，在全中國的水下沉船考古歷史上，這是第一次能做到如此精準的“三點一線”軌跡確認，從產地、集散地到船（甚至具體到了艙位），都被我們確認得清清楚楚。前所未有，意義重大。

　　收藏周刊：要做到這種“成績”，應遵循什么方法？

　　李巖：必須按照“聚落考古”的方法進行發掘和研究。水下考古從方法論上說，就是田野考古向水下的延伸，同樣需要考古地層學、考古類型學和聚落考古思想，并加以科技考古手段。這方法應是未來同類研究的一種很好的參考模式。

　　從底層邏輯來說，艙位等同于多室結構墓葬。依此邏輯出發，它的航線和停泊，它的不同艙位的不同貨物乃至貨物的裝載存放信息，都是聚落考古非常關注的問題。

　　而對船體的發掘和研究，我們要關注裝船的過程、正常航行的過程、沉沒的過程、沉沒以后的過程。這四個過程，是我對包括南海Ⅰ號在內的沉船聚落考古的頂層思路。

　　發掘時，與這幾個大的過程有關的任何信息都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帶著這種思路進入，就可能把船挖成“一鍋粥”。

　　收藏周刊：在這種思路引領下，船上聚落的社會生活，將得以再現？

　　李巖：將嘗試復原當時的“社會生活”。雖然這種復原永不可能達至原始狀態，但可無限接近，您看這次就非常接近產地、集散地和裝船的事實細節。

　　正由于產地、集散地的原因，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南海I號離岸港口是廣州港。包括從此前學界的分析可見，最北停靠過的港口應是杭州，一路南下到廣州，遠航離岸前，裝上最后的補給，不僅有這些酒或淡水，我推斷船上的鵝、羊以及咸鴨蛋大體應當都是在廣州補給。

　　更大范圍來說，由于這些罐子被裝載上遠洋船舶，所以東到日本、朝鮮，西到印尼乃至肯尼亞，都見到它們的遺存。顯然，在宋代海上絲綢之路上，廣東制造、佛山制造和南海制造都相當了得。

　　本次模式可在其他沉船考古中推廣

　　收藏周刊：您說的這種模式，將對南海l號乃至水下考古研究帶來什么積極推動？

　　李巖：第一步，首先要確認船上有多少來自南海的此類罐子，以及它所盛載的物品；目前發現的裝鴨蛋甚至楊梅的罐子，是否也產自這里？南海l號發掘出十多萬件套瓷器，產自江西、浙江、福建、廣東等不同窯口，就其中的兩大類（儲物類和實際使用的）瓷器而言，我們都可嘗試把它們的產地與集散地逐一對應，當然，這個過程也許漫長。但這樣的研究，幾乎能深入到海上網絡貿易系統的毛細血管層級。

　　對銷售地的研究展望，也讓人心潮澎湃。據北京大學秦大樹老師論述，遠到肯尼亞；早到唐代、晚到明代，都可見廣東產的這種儲物罐。如果都能把它們和廣東具體窯址去做對應——我們試想一下對內和對外這兩個系統呈現出的豐富性！

　　所以我說，這種突破的模式，給我們打開了一排排的窗戶，從此視角更為廣闊！

　　在田野考古，特別是聚落考古的概念下，統領沉船發掘，綜合考慮產地與集散地；并且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對沉船的瓷器產地進行基因級別對應研究，這種模式如果在南海l號或其他沉船考古當中推廣開來，我們可以想象：有多少歷史細節會展現眼前！

　　我們廣東考古不僅有田野還有水下，而且現實要求我們廣東考古人必須將兩者結合才能有所突破，才能對得起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以及公眾的期待。

　　所以我們也非常期待《南海l號沉船考古報告之三》的面世。希望盡快開展資料整理和報告編寫，并且按照聚落考古的原則和方式，以田野考古所見多室墓的角度來編寫發掘報告，盡可能客觀全面報道發掘的出土（水）的各種遺物和現象，才能互相配合，把研究推向深入。

　　同時，從目前南海l號出土（水）文物的收藏情況來看，建立包含所有遺存信息（不同年度）的全數據電子化數據庫十分必要，至少在虛擬空間，可以擁有一套完整的南海l號考古調查、發掘資料，為將來的研究與展覽打好基礎。

　　鏈接

　　從生產瓷器到生產陶瓷“快遞箱”“海絲”上的廣州在不斷靈活轉型

　　收藏周刊：從前學界有人認為廣東瓷業到了南宋之后開始衰微。

　　李巖：普遍有這種說法。

　　收藏周刊：本次重大發現的公布，是否為廣州在絲綢之路上的陶瓷產業研究，拓寬了視野？

　　李巖：具體來說是擴充了我們對于廣東生產的儲物類、包裝類瓷器的重要性的認識。如上所述，這類罐子，是食物等的“包裝”，類似今天快遞所用紙箱。此前我們較少去思量包裝類瓷器在制瓷業中的分量，而考古實證，這類物品甚至遠在肯尼亞都有發現，可見其“銷路”之廣。這說明南宋時我們的制瓷業并未式微，而是以另一種業態繼續發展。

　　收藏周刊：產業轉型。

　　李巖：對，為了適應海絲的發展，我們產業轉型了，開始生產“快遞箱”。

　　收藏周刊：為何當時要生產這么多“快遞箱”？

　　李巖：這顯然與廣州從先秦就開始的“都會”地位相匹配。到了漢代，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到，“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都會，就是海內外各門類貨物都在此聚會。

　　此時這個都會仍處于朝貢貿易階段，目前文物實證包括來自域外的以“蜻蜓眼”為代表的珠飾和以金戒指為代表的黃金制品，這些是朋友來“認門”所攜帶的精致手信。到南朝至唐代中期，除了金銀器和金銀幣，隨著佛教傳入，光孝寺等地出土的宗教類文物，確鑿地表達著當時人們的虔誠；而廣州，不僅是達摩西來初地，后來更成為南方禪宗的中心。在這些階段，我們貿易和文化圖層的底色是：多元開放下的吸納。

　　晚唐以后，從出土文物來看，我們開始轉“輸入”為“輸出”。黑石號沉船出水大量長沙窯，南越國宮署遺址在晚唐五代地層也出土很多此類瓷器，可見廣州港的活躍。“廣東人”也開始意識到出口陶瓷能賺錢，這時，精彩開始了，廣東特別是三角洲地區的瓷窯嘣嘣嘣如春筍勃發。

　　所以，對于廣東而言，海上絲綢之路早開，貿易和文化交流歷經了從奢侈品、到宗教和文化藝術、乃至日常生活用品的迭變，也因這里的兼收并蓄和博采眾長，所以總能審時度勢做出最佳反應。您看北宋時期，廣東窯址簡直多極了。到了南宋，人家搞“快遞包裝”業，又興起了一波。不見得要具體生產各門類商品，但商品“都會”于此，我們就可以給你生產、提供包裝材料。因為廣州是離岸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所以還會有大量食品補給。

　　因此我要說，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在不同歷史時期，都有著不同的、具體的、精彩的表現方式。

　　（本版圖片由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佛山博物館提供）

　　藝術顧問(排名不分先后)

　　陳金章 梁世雄 劉斯奮 許欽松

　　梁 江 陳永鏘 方楚雄 林淑然

　　張紹城 盧延光 周國城 李鵬程

　　許鴻飛 汪曉曙 盧德平

　　統籌：李世云

　　采編：潘瑋倩 陳福香 梁志欽

　　南越國宮署遺址瓷器，實證南海Ⅰ號到過廣州

　　李灶新：“三點”重大關聯，我們這樣“破譯”

　　始于對南越國宮署遺址的整理，他們，竟破譯唐宋時期以廣州為中心的南海海上貿易密碼。

　　近日，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長李灶新，接受了新快報《收藏周刊》記者專訪。他介紹，通過南越國宮署遺址考古資料整理研究階段性成果，以及南海諸窯搶救性發掘，不僅確定了宋代廣州“公使庫”和“公使酒庫”的具體位置，而且表明公使酒庫釀酒器具和裝酒酒墱，是由南海窯燒制。“更為重要的是，為確認南海Ⅰ號到過廣州，并受廣州市舶司和廣州地方官員設宴招待并饋贈廣州公使酒，最后從廣州港離岸，提供了關鍵性的實物證據。”

　　■收藏周刊記者 潘瑋倩

　　公使酒庫“重現人間”

　　收藏周刊：作為本次考古成果的“重大關聯最先發現者”，您是如何留意到，南越國宮署遺址、南海窯、南海Ⅰ號三者在陶瓷器上存在關聯的？

　　李灶新：先從“公使酒庫”說起。2018年，“南越國宮署遺址發掘資料整理十年工作計劃”啟動。其中我甚為關注城市考古遺跡建筑的用途及彼此關系。這可從地方志等文獻獲取信息。我發現元代《大德南海志》一書在提到倉庫類建筑時有 “（經略司）公使酒庫，在州治東廡”一句，馬上想到2005-2009年，在宮署遺址西北部，發掘出一組宋代大型建筑院落，由庭院、過道、廳堂、廊廡、水井、槽池和多個相連的爐灶等組成。這會是廣州當時的公使酒庫嗎？公使庫相當于我們今天官方的接待辦，而公使酒庫是其生產酒的作坊，酒為百禮之先，對廣州而言，當時的地方官員，也會用酒來接待來往的海內外商人。

　　結合與南宋時期臨安、平江、嚴州等州衙或府衙建筑圖的比對、1997年發掘出土的北宋墨書“公使”文字瓷碗，以及在該處出土的大量戳有“大觀三年” “政和元年” “奇峰宅” “潘家記” “酒墱” “醇酎” “真珠紅” “百花春” “清香”等印文醬釉罐、劃寫“官”字或戳印或褐彩繪花卉紋醬釉盆、漏斗等與釀酒相關遺物——我們確定遺址西北部的這組建筑應為宋代廣州公使酒庫遺跡。

　　2021年9月9日，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大民（右二）、南海一號沉船考古領隊孫健（左二）研究員等到南越王博物院調研廣州公使酒庫遺跡出土的奇石窯醬釉陶瓷器。

　　“吳字號”戳印陶片的啟示

　　收藏周刊：要對遺跡年代進行分期，罐子等遺物是重要線索？

　　李灶新：對，在宋代廣州公使酒庫水井，出土有奇石窯醬釉罐。我懷疑遺跡年代可能持續更晚，隨即想到南海Ⅰ號上的瓷器，會否也有類似罐子參考。把想法告知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巖先生后，他給我寄來2018當年出版的《南海Ⅰ號沉船考古報告之二》。看到類似罐子被歸為“磁灶窯”，我大感愕然。

　　收藏周刊：您認為這批罐子更接近哪個窯口產品？

　　李灶新：2017年3月29日，我曾與全洪先生到佛山南海文頭嶺窯址，就課題進行首次調研，采集到“文仲字”戳印陶片，也在南海博物館看到“林字號”戳印陶片，印框為長方形雙線，戳于器物雙耳之間，其上紋一朵覆蓮花，推測其下也應有朵仰蓮花。這與南海Ⅰ號出水的“吳字號”戳印陶片紋飾和釉色極接近。我推測船上此類罐子產自南海窯。

　　收藏周刊：最早引起您注意的是這個“吳字號”戳印陶片。隨后繼續做了哪些求證？

　　李灶新：因為此前奇石窯已報道的紀年材料是北宋“政和”款殘片，類似陶片還有香港發現的“紹興九年”款等，因而該窯址通常被認為止步于北宋末年到南宋早期。但我認為，既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也要有獨立思考、創新突破的精神。我繼續搜集大量考古簡報，包括來自故宮和海外的資料，并經李巖先生提示，與香港中文大學黃慧怡女士聯系，并比對磁灶窯考古發掘報告，結果發現南越國宮署遺址、南海窯、南海Ⅰ號三者可能有千絲萬縷關系。

　　2021年8月12日，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巖、肖達順與我奔赴南海區相關窯址。13日，在南海博物館吳振宇館長陪同下，我們先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做過調查的西門村奇石窯踏查，發現這里主要以燒制盆為主，沒有發現與南海Ⅰ號出水的類似醬釉罐，大家多少有點失望。隨即我們又到文頭嶺窯踏查，功夫不負有心人，在中午快要離開的時候，我終于在靠近一個民房的地方，發現一塊“何深郡”印文殘片！醬釉、長方形印框、背面施特有的斑駁“手抹痕”護胎釉，從細節比對，已基本印證“南海Ⅰ號有部分罐子產自于南海窯”。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崔勇先生當天在聽取我們的踏查匯報后，當機立斷，很快依照程序啟動相關遺址的勘察和搶救性考古發掘工作。類似遺物得以大量出土，甚至發現與南越國宮署遺址同款的南宋“大吉”文字瓦當，表明附近窯場不僅燒造生活用器，還生產官署建筑材料構件——窯場與廣州關系或非常密切。

　　同年8月27日晚，我和肖達順到陽江“南海Ⅰ號”現場調研，確實發現磁灶窯和南海區奇石窯的明顯差異，并再度印證雙“南海”的關聯。接著，南越王博物院和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對幾個地方相關標本進行了便攜式XRF產地分析。我清晰記得，2021年10月1日，黃金周假期的第一天，當北大崔劍鋒先生，告知我們分析結果“確定南海I號和南越國宮署發現醬釉大罐相當部分產自南海諸窯”后，我們大家的激動和雀躍！這也是最好的假期禮物！

　　南越國宮署遺址是個大寶庫

　　收藏周刊：您如何評價這次發現的重大意義？

　　李灶新：首先，用李巖先生的話說：我們通過肉眼的觀察、通過類型學的對比，判斷了三者之間的關聯，并通過現場實物發掘、科技考古手段，固化了證據鏈，這是一種科學而謹慎的思路。

　　本次將佛山南海窯址、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和南海I號沉船關聯，確證了器物產地——消費過程——貿易線路間的聯動關系，意義重大。我們認為，以產地、貿易港口、沉船為視角的“雙南海”研究模式，為今后在陸地田野考古、水下考古和港口城市考古，結合文獻資料記載開展綜合性研究、復原歷史圖景，提供了一種可行的、引領式的模式。

　　我們得以重新認識奇石窯的燒造歷史，為南宋時期廣州仍是我國重要對外貿易港口，提供了重要實物證據。認真梳理奇石窯在珠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海外港口遺址、沉船的發現情況，將為各地的文物研究、交流提供寶貴契機。它還進一步豐富了海上絲綢之路廣東文化遺產類型，尤其是與廣州密切相關的“生產基地”遺產類型，對助力將佛山納入海絲申遺聯盟城市、助力廣州牽頭海絲聯合申遺成功等有重要意義。

　　南越國宮署遺址是個大寶庫，還有許多隱藏其中的歷史信息和秘密有待發現研究。這次公使酒庫的確認，并提示它與南海I號、南海窯的密切關系，只是一個開始，未來任重道遠。

　　或可提出“廣州窯”一說

　　收藏周刊：剛才說到“重新認識奇石窯”，您如何看待它對廣州乃至廣東陶瓷業研究的意義？目前“南海諸窯”定義有無最新解讀？

　　李灶新：從前認為奇石窯到南宋初期已衰微，但據目前考古發現，其創燒可能早在唐朝，鼎盛期在北宋與南宋，而元明清以后仍有燒造。

　　目前珠江三角洲、尤以廣州為中心的這些窯址，按考古學命名法則，是以發現的最小地方命名，比如廣州的西村窯、在文頭嶺村發現的文頭嶺窯、在奇石村發現的奇石窯等。而事實上，按唐宋時期做法，通常以其所在“州”來為窯址命名，例如越（州）窯、岳州窯、洪州窯、壽州窯等。

　　我個人認為，若以唐宋時期的州來命名窯址的標準來看，可提出“廣州窯”一說。

　　如上所述西村窯、文頭嶺窯、奇石窯，包括后來的石灣窯，以及漢代的海幅寺窯、唐代的曾邊窯和沙邊窯等，這些在唐宋等時期“廣州”行政區域內發現的、圍繞廣州這個主體消費市場來進行陶瓷燒造的窯場，在更大時空領域中進行觀察，會發現它們都有相似的文化面貌——或可統稱為“廣州窯”。

　　值得一提的是關于“廣州窯”三字，在南越國宮署遺址宋代地層，有出土“廣州窯務造”印文磚，與此遙相呼應；在生活器方面，我們發現有“官”字款刻銘陶瓷片；廣州宋代文獻亦有“官窯站”“官窯鋪”的記載。我們有理由相信，包括奇石窯、文頭嶺窯在內的這些區域的窯場，曾為官方生產器物和建筑材料，“廣州窯”或曾是當時的廣州設官監燒的“官窯”。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肖達順：

　　佛山南海窯址考古工作隊不負眾望

　　“搶救性”取得南海I號相關重大發掘成果

　　2022年7月1日，《佛山市南海區窯址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明確“南海I號”沉船部分陶瓷器的廣東產地》一文在《中國文物報》公開發表，引起業內外轟動。近日，該文執筆者、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肖達順，接受了新快報《收藏周刊》記者的專訪。

　　肖達順回顧了這次重大發現的緣起，是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整理宋代地層和遺跡出土的陶瓷器時，通過考古類型學對比研究，發現大批肩部刻印字款或紋飾的醬釉大罐，與“南海I號”沉船和佛山南海奇石窯出土同類陶罐高度一致，與已有的相關考古報告的認識出現分歧。

　　肖達順介紹，2021年9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同佛山市博物館、佛山祖廟博物館和南海博物館，組成考古隊對南海區獅山鎮奇石窯和里水鎮文頭嶺窯開展區域性考古調查。其間發現三處因修路或民房建設等破壞暴露遺跡的遺址點，考古隊迅速開展搶救性考古發掘并向國家文物局申請考古發掘證照，直至2021年12月調查發掘基本結束。

　　全程參與調查和發掘的肖達順，向記者回憶了一個細節。他說，當時南海西門村村北的坡面上，幾乎遍布一些“不起眼”的陶片，“當地居民已司空見慣”。“有位老鄉想蓋房子，他就想稍微對附近路面做一些平整處理，結果這一平整，部分遺跡就暴露出來了，人們發現了一條圓柱形的類似磚墻似的遺跡。”消息馬上被各方知曉，“肯定是有窯了”，肖達順解釋，“要馬上行動了，經向上級申請，我們啟動了搶救性考古發掘程序”。“通過數月艱苦的田野考古工作，由我院以及佛山市博物館、佛山祖廟博物館、南海博物館等業務人員全程參與的佛山南海窯址考古工作隊，不負眾望，取得重大成果。”

　　據了解，此次工作重新調查確認了南海獅山鎮奇石窯和里水鎮文頭嶺窯的基本范圍，并采集了一批文物資料，掌握了兩處窯址窯爐的基本形態；明確了“南海I號”沉船部分醬釉罐等器類產自此處。調查發掘證實，佛山南海地區窯業生產至少到南宋中晚期還有很大的規模，而且區域性分工較為明確，內銷外貿市場方向和貿易線路較為清楚。

　　肖達順介紹，根據對早期調查材料進行的化學分析，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與“南海I號”的醬釉器均來自佛山南海奇石窯和文頭嶺窯，不僅為后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解決了學術界對南海I號沉船最后離岸港口，是否到過廣州或珠江口等的爭議。

　　鏈接

　　記者從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獲悉，2022年7月4日，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中國歷史重大問題研究專項2021年度重大招標項目“明清至民國南海海疆經略與治理體系研究”團隊、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一行，前往佛山市南海博物館調研，圍繞南海宋代奇石窯、文頭嶺窯考古新發現及其與“南海I號”沉船關系等問題展開座談。以下援引部分與會專家的論述。文字來自該中心“海洋史研究”公眾號。

　　奇石窯與“南海I號”研究的總目標，就是加深對廣東與世界海上絲綢之路地位的認識。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巖研究館員

　　要解決此次發掘整理的相關問題，希望不要拖太長時間，奇石窯發掘有緊迫性，對我國海絲申遺有巨大推動作用。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崔勇

　　此次的發掘成果，有望成為引發帶動多學科合作、多領域交叉、多方面共進的學術創新增長點。

　　——國家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所長、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慶新研究員

　　“廣東罐”研究可以向明清時代延伸。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海洋史研究中心周鑫研究員

　　（圖片由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佛山博物館及受訪者提供）

　　南海博物館館長吳振宇：努力講好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南海窯址故事

　　近日，佛山市南海區窯址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明確“南海I號”沉船部分陶瓷器均產自南海諸窯址。對此，南海博物館館長吳振宇在接受新快報《收藏周刊》專訪時，介紹了他所了解的部分緣起，以及該館所作的關鍵性工作，并暢談了日后的工作設想。以下為吳振宇先生的講述：

　　大約在2020年7月某天下午，我接到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巖老師來電，電話中他語帶興奮又有點神秘地說，經過仔細研究《南海Ⅰ號沉船考古報告》，他發現南海I號沉船出水陶瓷文物其中的一些標本與南海境內文頭嶺窯址、奇石窯址采集到的陶片標本高度相似，極有可能就是來自于南海窯址，而且這一發現也得到了廣州西漢南越王宮署遺址博物館（今廣州西漢南越王博物院）副館長李灶新的高度認可，李灶新先生還說通過材料對比，至少有三個證據指向證明南海I號沉船出水的部分青黃釉罐、四耳罐、執壺屬于南海窯（佛山奇石窯）的。得知這一消息，我內心十分激動。如果這一推論得以證實，最終確證南海I號沉船部分醬釉罐等器類產自佛山南海，必定會將南海區在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和重要位置，對南海文化事業建設也有重大意義。

　　得知上述信息后，南海區博物館馬上組織業務人員對《南海Ⅰ號沉船考古報告》以及東南亞水域近年來出水文物的相關資料進行研究，并結合館內歷年來采集得來的兩個窯址相關標本進行比對分析，并由館內業務人員撰寫了一篇《南海區博物館藏南海窯陶瓷器淺析》發表于2021年5月28日“考古大家談”微信號上以期引起更多的關注和反響，此后該篇文稿也轉載于“南海博物館”微信公眾號。文章通過對館藏文物標本從器型、紋飾、款識、用釉等一一對比分析，結果與李巖、李灶新的研究結論一致。

　　2021年8月12日至13日，南海區博物館特別邀請了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中心肖達順副研究員（曾參與南海I號沉船水下考古發掘及整理工作）、信保中心李巖研究館員、南越王博物院李灶新副院長前往獅山鎮小塘奇石窯及里水鎮和順文頭嶺窯進行實地調查，現場采集到一批瓷片標本，通過對比分析更加佐證了此前推論。

　　《中國文物報》公布考古成果后，通過閱讀內容，知悉通過考古發掘和科技分析方法明確了“南海I號”和南越國宮署遺址發現醬釉大罐均產自南海諸窯址，同時學者還提出了“南海窯”這一概念，我認為這必將推動學界對南海區宋代窯址的深度研究，也因此將南海區與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緊密聯系起來，為日后佛山市加入海絲保護和聯合申遺城市聯盟奠定基礎。

　　文頭嶺窯址位于南海區里水鎮和順逢涌村委會。1958年探采煤礦時發現。奇石窯址主體位于南海區獅山鎮小塘新境村委會。此兩處窯址均在1994年7月公布為南海市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10月25日公布為佛山市文物保護單位。目前此兩處窯址主要由佛山市及南海區文物部門負責安全監管及文物管理，當地鎮街文化部門及所在村委會負責日常管理及巡查保護。

　　配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做好兩處窯址考古發掘的出土文物標本的后續整理工作，進一步豐富和充實宋代南海窯、奇石窯的文化內涵及分布分期研究，為日后兩處窯址申報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及佛山市申請加入海絲保護和聯合申遺城市聯盟打下基礎，在條件許可前提下與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等文博單位積極探索聯合舉辦主題展覽或研學活動的可行性，加大媒體宣傳力度，努力講好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南海窯址故事。

　　香港中文大學考古學者黃慧怡：

　　南海I號部分罐子“是南海奇石窯產品”

　　我能率先發現這些關聯，離不開廣東文博界支持

　　2022年7月初，廣東又一重大考古發現公布，在南海Ⅰ號沉船上出水了與南越國宮署遺址類似的醬釉罐，這些醬釉罐產自佛山市南海區奇石窯和文頭嶺窯。這一發現證實了南海Ⅰ號部分貨物與廣東窯口和廣州宋代貿易古港密切相關。而早在2018年，來自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研究學者黃慧怡，就已率先在文獻中發表了相關論述。近日，新快報《收藏周刊》記者對其進行了專訪，聽她娓娓道來這些“廣東罐”的前世今生，以及它們是如何找到“娘家”的。

　　■收藏周刊記者 潘瑋倩

　　在廣東尋找“廣東罐”

　　收藏周刊：2022年7月初，廣東南海區窯址考古工作重大成果公布，明確了南海I號沉船部分陶瓷器是在廣東生產。您得知這一消息后，當時心情如何？

　　黃慧怡：我當時十分興奮！既高興又激動！這個重大成果的公布，有三點重要意義。第一，它為世界考古學一直關注的海上絲綢之路考古所發現的中國貨物產地問題, 特別是廣東生產的陶瓷器，提供了考古實物及產地新證據。此前一直有諸多學者，就海絲所發現的中國瓷器產地，展開過大量討論，但始終無法確定更多生產這類廣東罐子的窯址發掘資料。第二，為古代中國與其他亞洲地區的陶瓷窯業技術交流及技術革新課題，提供關鍵信息。第三，為解開中國至南中國海貿易網絡發現的沉船貨物復雜的產地來源與各港口海陸運輸系統關系，提供了一條重要鑰匙，它將解開很多在考古學界懸而未解的問題。

　　收藏周刊：我們在本次專題采訪過程中也獲悉，您于2018年的研究文章中，已率先提到，上述南海I號此類罐子“是廣東佛山石灣窯及南海奇石窯的產品”。您為何會格外留意到這種情況？可以說說當時的發現和研究過程嗎？

　　黃慧怡：其實，早在我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讀研時，已開始關注唐宋時期廣東陶瓷在沉船及海外的出土情況，2004年，我的《唐宋廣東生產瓷器的外銷》一文發表在《海交史研究》當年第1期。所以，這個“格外留意”，其實是我對廣東陶瓷考古研究及海上絲綢之路考古的延續，以及本人長期的研究興趣和工作方向。

　　在工作中，我發現香港很多考古遺址的宋代地層，都有來自廣東特別是佛山石灣窯及南海奇石窯的陶瓷碎片，上面或有字，或有花紋，這引起了我的強烈探索欲望，希望能對廣東窯業的生產規模和產銷地點一探究竟。

　　在新冠疫情爆發前，每年我都會帶著學生到廣州南越王博物院考察。我曾到佛山市博物館、南海博物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及廣東省博物館等地進行考察，去看大量激動人心的廣東陶瓷實物，在展廳流連忘返，把研究圖錄反復翻看。坦白說，廣東海絲考古的資源真的很豐富！它們可以幫助我去與手頭資料做比對，包括器型、裝飾工藝和造型等——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對比廣州和香港考古遺址出土的資料，我發現南海I號出土的罐子，除了福建的產品外，也包含了廣東佛山石灣窯及南海奇石窯的產品。因此，在2018年《中國石灣窯》專書發表的文章里，我集中論述了廣州和香港以及海外有關印花罐的發現及比較。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除了南海I號，出土自南越國宮署遺址宋代水井、南海神廟和廣州光孝寺的罐子，也是很重要的發現——其為這類罐子在生活起居和宗教生活中的使用情況提供了十分關鍵證據。我要特別感謝南越王博物院、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佛山市博物館和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廣東省博物館等單位，為考察提供的大量幫助。

　　這次做了深入的考古發掘

　　收藏周刊：您所提及的這些南海奇石窯和早期石灣窯大罐，有何明顯特征？

　　黃慧怡：通過對比大量海外、東南亞及中國地區的考古發現，我們認為此類罐子的花紋，一類印有花卉裝飾，一類有印章銘記，一些罐子腹部有波浪紋裝飾；不少胎質較粗松，胎釉結合較差，釉層多剝落；釉色以青黃釉為主，還有淡青、深青綠、醬黃、醬褐、醬黑釉及無釉器——這些都是“廣東罐”的特色。

　　收藏周刊：目前學界對于“廣東罐”的說法是什么？用途有哪些？

　　黃慧怡：學界的這種說法，主要來自外國學者艾摩爾（Eine Moore）在1947-1967年對馬來西亞沙撈越考古發掘出土明代以前進口中國陶瓷分類的統稱。她主要根據不同的陶瓷器釉色和胎質地作分類標準，罐上花紋則如上所述一類印花卉紋，一類有印章銘記，有些罐上有波浪紋，它們在廣州光孝寺、廣東奇石窯都有相關發現。從罐銘所見，例如“清香”“百花春”等，可能是盛載液體，例如水、酒、醬油等，也可能用于盛放食物如腌菜、藥草和茶葉，甚至陶瓷或其他貨物。有日本學者認為它可能也盛載香料。

　　這種罐子的出土范圍廣，出土數量大，在居住遺址多以碎片可復原器的形式出現，完整器主要發現于墓葬和沉船遺址。

　　收藏周刊：他們為何推斷這類罐子產自廣東？

　　黃慧怡：這也與他們相信廣州是一個重要港口城市有關，基于廣州乃至廣東的港口外銷性質。關于產地來源，還有一些說法是來自福建，或中國南部某些地方。

　　收藏周刊：而我們這一次的重大考古發現，是首次確確實實地證實了（海上絲綢之路上）南海I號出土的罐子來自廣東？

　　黃慧怡：是的。不過，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佛山市博物館等機構已經做過一些調查。所以成果不是突然蹦出來的，是一直在積累。但為什么這一次尤為重要？因為他們做了深入及大面積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并結合科技考古手段進行了綜合性分析。

　　收藏周刊：我們想補充問一下，上述這種“廣東罐”的年代區間？它們主要的出土范圍？

　　黃慧怡：早在唐代，就發現了這種帶釉罐子出口亞非地區，宋元時期也有。其實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廣東罐”只是一個統稱，它的尺寸有大有小，還有一些很復雜的外觀呈現。

　　這類罐子在東南亞、日本乃至非洲等地都有出土。出土時多已是殘片，本身質地較粗糙，外表和光鮮靚麗不沾邊，而且花紋和字樣在原器上的分布本來就不多，因此，使得遺存碎片很容易“泯然于眾”，這往往增加了尋找和辨識的難度。

　　所以那些研究者也很“痛苦”。很多海外的著名博物館，例如荷蘭公主陶瓷博物館、菲律賓國立博物館、美國佛利爾亞洲藝術博物館和馬來西亞沙撈越博物館等，都收藏有許多這樣的“廣東罐”。

　　宋代嶺南瓷業有飛躍式發展

　　收藏周刊：在出口廣東瓷器方面，唐宋時期的廣州，擔任了什么重要角色？

　　黃慧怡：廣州是唐宋時期出口廣東瓷器的一個重要的港口城市，是中國面向世界、特別是海上貿易網絡的重要樞紐，是南中國海陸運輸系統的主要集散地，也是廣東窯業技術與印太地區的技術交流的窗戶。

　　作為海陸運輸的重要樞紐，廣州不僅在外銷上順風順水，在內銷領域也是如魚得水，它把整個珠三角乃至粵東、粵北和粵西的貿易貫通。

　　而關于窯業的技術交流，有一個很有趣的細節想與您分享。比如說廣州的西村窯，它出土的器物太好玩了，例如它有類杯子叫筒形杯，我們中國古時很少使用這種造型的杯子來喝飲料，它可能是模仿西亞伊斯蘭玻璃器的造型。

　　收藏周刊：結合最新的考古發現，您如何看待宋代嶺南外銷瓷業，在質量、產量和創意上的表現和變化？

　　黃慧怡：相比唐代，無論在質量、產量還是分銷方面，宋代都有飛躍式發展。我認為這個時期嶺南與其他使用廣東陶瓷產品的國家，有更多的互動和互相影響。例如，廣東罐子的造型和紋飾，在東南亞的泰國東北部和越南陶瓷產品的裝飾手法和造型有一定參照。

　　還有一個有趣現象，就是到了南宋至元代，我們發現在香港、廣州的一些遺址中，都有來自福建、江西乃至浙江的陶瓷器，特別是福建磁灶窯和浙江龍泉窯——“我們”都在使用“跨省”瓷器。而在此前的北宋至南宋初期，當時人多使用的廣東本地瓷器；而此后的明代也有使用廣東惠陽青瓷器。從中可一窺當時貿易的繁榮與變遷。

　　希望深化粵港澳考古研究合作

　　收藏周刊：香港地處珠三角地區南部，唐宋時期的香港在這條“陶瓷之路”上處于怎樣的地位？

　　黃慧怡：簡單來說，它是廣州的外港，同時也是分銷和補給站。在香港出土了大量相關文物遺存。特別是在九龍大磡村發現宋代紹興九年（1139年）奇石窯罐子的碎片。此外，在九龍宋皇臺圣山遺址、大嶼山、西貢、屯門和元朗等地都有許多重要考古發現。

　　收藏周刊：粵港澳大灣區歷史、文化同源，對于本次重大考古發現及將來的考古研究合作，您有什么期待？您覺得彼此的優勢在什么地方？

　　黃慧怡：我希望在此次重大考古發現后，可以綜合粵港澳地區豐富的出土文物及遺址優勢，進行綜合研究，并連接南海I號沉船資料等，形成大數據庫，并開展合作展覽及學術研討會等活動。

　　我一直認為廣州、澳門及香港的共通特點就是它們都是港口城市，歷史上都是亞洲海上貿易的重要通商口岸及補給站。香港作為一個重要的門戶，可以把海外對于廣東陶瓷的重要發現共享給廣東文博機構，也能夠把廣東的重要考古發現向海外學界介紹，提升整個大灣區考古發現及研究的重要性。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很希望能與廣東文博機構進行跨學科的合作研究。例如對罐子及其所保存的殘余物進行科技考古分析，了解其產地及貨品種類在不同時期港口城市、海陸交通路線與銷售地點的變遷。罐子內曾承載的各類食物，比如酒、飲料、咸鴨蛋等，對研究嶺南特產或“講飲講食”，研究人口與貨物的流動關系，都是很有趣的重要線索。

　　（許鴻飛 汪曉曙 盧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