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畢健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一

　　中國的非洲研究，萌生于20世紀50年代后期。在毛澤東同志的關懷下，經過多年的籌備，60年代建立了幾所非洲研究機構。1961年7月，中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中國非洲研究院）成立。1964年，北京大學亞非研究所、南京大學非洲經濟地理研究室和中國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亞非拉美史研究室等成立。改革開放后，為適應形勢發展需要，湘潭大學非洲研究室、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西亞非洲研究室和徐州師范學院亞非研究室等先后成立。與非洲研究相關的重要學術組織，如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和中國非洲史研究會則分別于1979年和1980年成立，這兩個學術組織在推動非洲研究方面作出重要貢獻。2000年前后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非合作論壇的啟動、“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以及教育部區域國別研究基地的建立，涌現出70多家非洲研究中心，如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南非研究中心、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上海師范大學非洲研究中心、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等。這些機構各有分工，或深耕國別研究，或重視中非經貿合作，或加強非洲歷史與中非關系史研究，中國非洲研究呈現百舸爭流的良好態勢。

　　二

　　思想是時代的產兒，文章因時而作。過往的六、七十年中，非洲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國際關系、文化、中非關系方面研究成果推陳出新，百花齊放。

　　非洲通史和國別史著作是人們認識非洲的必由之路。北京大學楊人楩教授“開始了非洲史研究的拓荒工作”，1962年首次開設非洲通史課程。他的遺作《非洲通史簡編——從遠古至1918年》1984年出版，是我國第一部非洲通史作品。在中國非洲史研究會的統籌下，中國非洲學界集體研究和編撰的3卷本《非洲通史》1995年出版。該著鴻篇巨制，分為古代卷、近代卷和現代卷，共174萬字。關于國別史，埃及和南非的歷史是研究重點。其中，納忠的《埃及近現代簡史》、楊灝城的《埃及近代史》、楊灝城與江淳合著的《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是埃及史的扛鼎之作。鄭家馨的《南非史》、楊立華等著述的《南非的政治經濟發展》和張象的《彩虹之邦新南非》是南非史研究的代表作。

　　非洲政治研究議題多樣，如非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與政治體制、政治民主化、政治穩定與現代化等。20世紀六七十年代風行非洲的各種社會主義，打擊和削弱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部族主義，鞏固了民族獨立，建立了民主政治。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編寫的《非洲概況》論析獨立時期非洲民族主義政黨，考察非洲國家獨立后的政治發展。另外，關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洲民主化的研究，涉及非洲政治變革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民族國家構建和地方民族主義與多黨制的關系、非洲民主化的外部因素及近年來非洲總統“第三任期”現象等。

　　在非洲經濟研究領域，非洲一體化是重點關注對象。1963年成立的非洲統一組織，2002年升級為非洲聯盟，這是非洲一體化和非洲復興的引擎，是非洲經濟振興與和平安全建設的動力。2019年非洲大陸自貿區協議正式生效，非盟《2063年議程》及其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對接，是我國學界目前研究的熱點。此外，學者們從非洲經濟增長的內外環境、需求與供給、產業結構和積累投資方面研究“非洲增長奇跡”。一種觀點認為，資本積累過低是非洲長期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因而資本積累的可持續增長仍是非洲國家面臨的艱巨任務。另一種觀點認為，非洲崛起的勢頭沒有也不會改變，未來有可能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和新的世界經濟引擎。

　　廣袤的非洲大陸是多元化的社會，民族和宗教極為復雜。中國學界對非洲社會的關注，包括非洲華人華僑研究、非洲民族主義研究、殖民時期加納農村社會研究等。學者們圍繞非洲部族或部族主義與民族問題的學術爭鳴，從20世紀80年代延續至今，仍無定論。或認為國際學術界拋棄了“部落”的概念，非洲學界更反感“部落”一詞，因而不宜使用“部落”“部族”或“部落（族）主義”這樣的術語；或認為部落主義對非洲國家政治發展的影響始終存在，尤其關系到非洲國家民主化進程。近年來，中國學者親赴非洲國家，開展民族學和人類學田野調查，從過去依賴西文文獻做研究往前邁進了一大步。在宗教研究方面，我國學術界對非洲伊斯蘭教的研究著述頗豐，非洲基督教研究次之，對非洲本土宗教的研究最為薄弱。

　　在國際關系研究方面，非洲國家獨立之前，學者們多聚焦于歐洲列強對非洲的侵略、瓜分和殖民統治，《殖民主義史·總論卷》和《殖民主義史·非洲卷》可謂集大成者。非洲國家獨立以來，英法等原殖民列強在非洲的爭奪，美蘇在非洲的爭霸，都是學界重點關注的領域，如《美國與非洲》的出版。有學者從大國與非洲關系和大國戰略關系兩個層面，考察大國在非洲關系，為中國非洲戰略提供鏡鑒。

　　在非洲文化研究方面，中國學者們認為，非洲是最早使用銅器和鐵器的地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冶鐵技術是非洲人自己創造的。非洲人創造了古埃及文明，非洲文明由北向南推進。就非洲史學而言，歐洲史家如希羅多德的歷史著作和阿拉伯人的地理著作，保存了有價值的非洲史料，口述史學更是非洲史一大特色。充滿智慧的非洲諺語、超凡脫俗的非洲繪畫和獨具魅力的非洲音樂，都是世界文化百花園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非關系源遠流長，中國學者考訂中國史籍記載的史料，比對非洲和中國出土文物如瓷器、錢幣等，梳理歷史上中非交往的脈絡。中非間接交往始于公元前11世紀，有文字記載的官方聯系始于西漢張騫通西域。其后千余年間，中非官方交往密切，民間貿易暢通。新中國的成立開啟了中非友好合作的新紀元。同樣遭受殖民侵略的中非雙方，同甘共苦，相互聲援。坦贊鐵路的修建，是中國無私援助非洲人民的不朽豐碑。進入21世紀以來，中非關系突飛猛進，中非正攜手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

　　三

　　非洲土地面積超過3000萬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洲，也是我國區域國別研究的重點對象。近年來中國的非洲研究出現了新趨勢。

　　首先，對策研究熱長盛不衰。非洲工業化、中國對非援助與對非合作、“一帶一路”與非洲、非洲減貧與可持續發展、中非法律合作與教育合作、孔子學院與中非文明互鑒等，是新一代學者重點關注的領域。研究人員、成果形式和成果數量的增加，智庫機構數量的猛增，研究題材的拓展和研究路徑的選擇，均反映了學界的現實關切，更是當前中非關系全方位發展的需要。

　　其次，區域研究要求突破學科壁壘，開展跨學科攻關。一些海歸博士接受跨學科訓練，運用西文和非洲本土語言文獻開展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和教育部區域國別研究項目，也要求吸納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語言學等學科的學者開展研究。

　　再次，為中國正名，為中國發聲。中非關系的快速發展，遭到一些西方國家的妒忌，指責“中國喜歡與不民主的國家交往”，把中非農業合作誣蔑為“海外屯田”。中國學者通過自己的研究，駁斥這些錯誤的觀點。有的學者從“一帶一路”的逆不平等性，反駁所謂的“新殖民主義論”；有的學者從債務生成的內因與外部環境，科學駁斥“債務陷阱”論；有學者指出，互利共贏是“中非關系的本質屬性”。

　　最后，基礎研究乃學術之根、學科之本，因而再度受到重視。例如，舒運國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非洲經濟史”即將結出碩果；沐濤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非關系歷史文獻和口述史料整理與研究”順利推進；李新烽主持的多卷本“非洲通史”去年立項，舉全國非洲學界之力的新一代《非洲通史》值得期待。

　　在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國非洲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我們的研究起點低，與國際學界相比存在較大差距。運用非洲當地語言和一手資料開展原創研究的成果，相當少見。國別研究深不下去，區域研究水平也難以提升。基礎研究短板多，現實研究難以走深走實。重大理論創新的缺失，也是中國非洲研究面臨的長期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