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觀察】

　　光明日報記者 安勝藍 龔亮

　　1月28日，廣東省高質量發展大會在廣州召開。會上提出，廣東將突出深化粵港澳合作，扎實推動橫琴、前海、南沙三個平臺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任務落地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將成為廣東省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引擎。

　　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創新驅動，近年來，全球各大灣區都在加速搶占新一輪科技創新高地。2022年9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在全球科技集群100強排名中，“深圳-香港-廣州”蟬聯第二位，僅次于“東京-橫濱”。作為中國經濟最發達、開放程度最高的區域之一，粵港澳大灣區展現出了極強的競爭力。

　　優勢互補 打造“最佳科技集群”

　　一條完整的科創鏈條，技術研發、成果轉化、產品化市場化缺一不可。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優勢在于，它同時擁有內地、香港、澳門的科創要素，三地定位不同、各有所長，優勢互補，為科技創新提供了一片沃土。

　　對澳門大學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代主任、2022年“科學探索獎”得主麥沛然來說，往返于粵港澳三地是他工作的常態。他和團隊在珠海橫琴設立了實驗室分部，并牽頭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以下簡稱“河套合作區”）成立澳門大學集成電路微電子研究院，專注于芯片領域的研究。在他看來，他的技術可以突破澳門的地域局限，在大灣區完成從“0到100”的轉化。

　　“澳門和歐美特別是葡語系國家有很多交流合作，有良好的科研基礎，但澳門體量小，很難進行技術成果轉化。深圳是騰訊、華為等高新大企業集合地。企業對技術的追求和投資有力支持了技術的應用。珠海、東莞等地制造業非常發達，容易實現產品量產。三地分工合作，形成了技術成果轉化的完整鏈條。”麥沛然說。

　　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三地形成了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格局，即產品設計、銷售在香港、澳門，生產制造在廣東的“前店后廠”模式。如今，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高新產業協作發展，“前店后廠”向“一體化”升級，港澳的“超級中介人”角色更加凸顯。

　　“近年來，國際形勢風起云涌，國家提出了‘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背靠祖國、面向國際’，香港在參與‘雙循環’的過程中大放異彩。”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說。“香港在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對接國際規則，很多技術和投資可以通過香港引入內地。而內地的科技公司可以借助香港完善的金融、科技服務和豐富的國際化經驗融資上市，走向國際市場。”

　　經歷過“去工業化”的香港，服務業發達，制造業相對薄弱。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黃錦輝認為，這是香港抓住機遇實現“新型工業化”的重要契機。“醫療、金融科技是香港擅長的科技領域。憑借大灣區的孵化能力，香港可以實現一些高新產業的本地研發和制造。”

　　粵港澳大灣區三地協同的優勢，促成了科創資源的快速集聚和科創成果的井噴——目前，大灣區建成了34家國家級、71家省級國際科技合作基地，國家高新技術企業達5.7萬家；專利授權量2021年超78萬件，年增長率高達40%；科技財政支出占比基本維持在7%以上的水平，全社會研發投入增長率達14.52%。

　　機制聯通 加速科創要素流動

　　三個法域、三種貨幣、三個關稅區，是粵港澳大灣區科創發展的獨特優勢，也是挑戰。一體化、市場化對激發科創活力至關重要，三地面對不同制度規則體系，如何更好地打破行政區域界線，實現機制互聯互通，優化資源配置，是大灣區必須回答的問題。

　　建設高水平的合作平臺成為關鍵一招。大灣區先后建成了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等粵港、粵澳重大合作平臺，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發揮試驗示范作用，為粵港澳全面合作提供載體。三大平臺在基礎設施、投資貿易、金融服務、科技研發等諸多領域合作成效顯著，促進了技術落地、資金引進和人才流動。與此同時，香港也在打造本地的深港合作對接平臺，提出了北部都會區建設計劃，加快深港科技創新一體化，更好與內地科創體系聯通，打造“國際創科新城”。

　　麥沛然的團隊就在河套合作區落地。實驗室的建立和科研工作獲得了來自合作區的資金、場地支持。在他眼中，更為重要的是，合作區起到了對接資源的平臺作用：“在科研人員培養上，我們通過合作區和南科大、深圳大學共同培養博士、博士后。在技術成果轉化上，我們通過平臺和企業工程師互動，很快就能實現應用。”

　　“河套合作區不足4平方公里，卻是一個樞紐，教育科研資源分布在深港兩側，它能整合市場和技術，并實現技術內引外輸，撬動產業發展。”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張玉閣認為，如今，各具特色的合作平臺定位不同，組合形成系統，共同促進了互聯互通。

　　與平臺建設同步推進的，還有粵港澳大灣區體制機制一體化的探索和創新。近年來，廣東省完善財政科研資金過境港澳使用管理制度，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省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重大項目已向港澳開放；廣東省加快向港澳開放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國家超算廣州中心港澳網絡專線已服務港澳地區用戶超200家；16類港澳專業人士在前海僅需備案即可執業，南沙出臺港澳專業人才在內地申報職稱規范性文件，一系列體制機制創新使得大灣區要素流通更加高效。

　　“過去三地科創難以協同的局面已經結束，在大灣區，隨著體制機制的對接不斷完善，跨境資金流動取得突破，技術的流通轉讓也更加順暢。”張玉閣說，“高效的互聯互通有助于技術的研發和轉讓，香港理工大學知識轉移與創業處在2020/21學年落實資助/投資額達8億港元。”

　　張玉閣表示，互聯互通“只有更好，沒有最好”，未來，大灣區需要繼續進行探索，在新型研發機構建設管理、一些科研樣本如生物樣本的跨境流通、科研資金的使用等方面繼續打通機制，進一步釋放科創潛力。

　　吸引人才 匯聚“最強大腦”

　　科創的第一資源是人才，科創的競爭本質上是人才的競爭。為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粵港澳大灣區持續努力。據統計，大灣區總體人才凈流入率為1.39%，人才虹吸效應明顯。

　　對于科創人才來說，事業發展潛力是他們做選擇的決定性因素。數據顯示，目前，廣東已初步構建了以30家國家重點實驗室、10家省實驗室、430家省重點實驗室、20家粵港澳聯合實驗室等組成的高水平多層次實驗室體系。麥沛然認為，粵港澳大灣區領先的“實驗室+企業+互動平臺”生態，讓科創人才有廣闊的施展空間。“我的學生里有很多留學歐美和國內高校畢業的優秀人才。大灣區成體量、成規模的實驗室和科技企業提供了支撐，結合整個灣區產業布局，將人才留在了灣區。”

　　除先天優勢外，政策支持同樣重要。廣東近年來不斷通過“引才”機制激發科創產業的發展活力：取消港澳居民在粵就業許可，推進大灣區職稱評價和職業資格“一試多證”，建設“1+12+N”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孵化基地，推進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搭建多種平臺鼓勵港澳青年到內地就讀、就業等，大力引進高層次、國際化人才。而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會，在優惠稅制的基礎上，推出優才計劃，在科技人才簽證、工資、房屋上提供優惠政策，并設立創新與科技基金支持人才開展研究、創辦企業。

　　“人才在做選擇時，考慮的因素越來越綜合，看現在，也看未來；看工作，也看生活。”張玉閣說，就業、養老、消費等配套設施建設對人才來說越來越重要。打造宜居灣區，建立優質生活圈也是引才的重要優勢。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臺以來，各項人才配套舉措不斷頒布：完善港澳居民在粵參保政策，港澳居民在粵參保27.92萬人次；建設港澳子弟學校，提供隨遷子女教育保障……這些措施為科創人才在大灣區生活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長遠來看，大灣區對科創人才的吸引力越發增強、人才虹吸效應越發明顯的同時，還要在人才結構上下功夫。麥沛然認為，現在大灣區在科技研究人才上已有良好的基礎，但技術成果轉化人才還不夠，“大學教授在做研究、完成論文之外，沒有太多的精力和經驗去做轉化，需要專業的工程師來完成下一環節”。“建議今后大力引進‘戰略科學家’‘技術經理人’等技術成果轉化專業人才。他們未必做研究，而是科創的組織者、管理者，擁有技術背景，又了解市場前景，助推更多的技術成果加速轉化，助力大灣區科創水平不斷提升。”張玉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