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證會”很多人都知道，但未成年人案件“聽證員”對不少人來說還是一個新鮮事，上海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長寧工作站與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檢察院就在傳統未成年人司法社會服務合作的基礎上，增加了涉未成年人案件“聽證員”工作內容。

　　“聽證員制度是我們與檢察院新增的合作內容。”上海市陽光中心長寧工作站站長武芳介紹，檢察院此前聘任了3名聽證員，而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武芳就是其中一名。

　　從2003年上海市正式開啟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以來，青少年事務社工正越來越深入地融入未成年人檢察司法程序的各個階段，他們對未成年人的保護關口不斷前移，已全鏈條介入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整體工作中。

　　聽證員關注的遠不只是一個案件

　　在對涉罪未成年人開展觀護幫教、考察教育、合適成年人等服務的基礎上，2019年，上海市陽光中心長寧工作站與長寧檢察院簽署合作協議，探索對未達刑事責任年齡或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開展保護處分幫教工作。協議將長寧工作站與檢察院的合作在關注涉罪未成年人的基礎上，拓寬到了以犯罪預防為目標的廣義未成年人司法社會服務。

　　涉未成年案件的聽證員制度是近期開展的最新合作。在面對涉未成年人案件時，聽證員需要出庭旁聽并給出建設性意見。武芳以專業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的身份擔任涉未成年人保護案件的聽證員，主要參與涉未成年人公益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聽證。比如網上販賣的淫穢書刊、玩具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發展，聽證員就可以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等相關法律，通過檢察院對商家提出商品下架等整改建議。

　　“我們處理過一個游泳教學機構工作人員多次猥褻未成年人的案例。”武芳介紹，在這起案件中，聽證員們與游泳機構創辦者多次交涉，不僅是“就案件論案件”，更是督促他們加強對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學習，保證教學工作的規范性并注意教學女性兒童時應該注意哪些要點。

　　“個別涉事機構及個人在前期監督時成效較好，但在后續進一步跟進時，往往會出現松懈，不認真履行協議上的規定。”這時，武芳又會把監督情況反饋給檢察院，進行進一步的監督與指導。

　　調查員參與全國首例監護權剝奪案件

　　婁曉禎是上海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靜安工作站的站長。20年來，最令她自豪的一個案例就是“朵朵監護權剝奪調查案”。這是當時全國范圍內首個監護權剝奪案例，為全國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工作開啟了先河，而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也參與其中，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朵朵（化名）當時年僅3歲。在上海市兒童臨時看護中心接受臨時看護。她的生父在她還未出生時就失去了蹤跡，母親則將剛出生的她丟棄在醫院后獨自離開。之后的4個月時間里，上海的公安、檢察機關以及看護中心工作人員共與朵朵母親高某交涉6次，但高某始終聲稱自己沒有養育能力，拒絕履行撫養責任。

　　朵朵父母的逃避履責導致孩子的監護權長期處于真空狀態。2015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民政部出臺《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針對未成年人家長不盡責的情形，該意見第二十七條規定，民政部門及其設立的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有權向人民法院申請撤銷監護人資格。但監護人資格優先向具有近血緣關系并有收養能力、意愿的未成年人家屬轉移。

　　“朵朵是否還有其他有收養能力和意愿的親屬？”這成為法院判決監護權歸屬問題的關鍵。受區檢察院、兒童臨時看護中心等相關職能部門委托，婁曉禎帶領靜安區工作站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們對該案開展“民事社會調查”。由于調查對象信息不全，婁曉禎需要對調查方向進行重新梳理，而當時社會工作者作為調查人員，身份認同度不高，她們還面臨著訪談對象不信任、程序合法性等一系列挑戰。同時因為該類調查工作沒有先例可以參考，婁曉禎和同事們還要對調查內容的重點進行反復把握和確認。

　　“我們羅列了非常多的空白點，因為很多信息都是沒有的，需要靠我們一步一步挖出來。”婁曉禎介紹，以朵朵成長信息、朵朵母親的家庭背景信息為例，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要走訪朵朵母親的合租室友、臨時看護中心、戶籍地居委會，將搜集到的信息一點點拼湊起來，還原出事件的原貌。

　　最終青少年事務社工的調查報告為法院最終作出剝奪監護權并由福利院監護的判決提供了重要調查依據，同時也為之后進行剝奪未成年人監護權的社會調查流程和內容框架提供了參考。

　　觀護員與檢察機關的標準化、規范化合作

　　20年來，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與檢察機關之間的磨合越來越順暢，工作越來越規范。薛強是上海茸城社區平安服務社的一名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督導，他是檢察院與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機構合作流程規范化的見證者、踐行者。

　　“早年檢察院會給我們發一封委托函，告知我們要對涉案對象提供個案觀護幫教服務。”薛強還記得第一次收到檢察院合作函件時的場景。但由于雙方合作缺乏經驗性借鑒，對于跟蹤幫扶工作到底要在多長時間內完成、以什么形式進行，還未有明確規定。

　　薛強說，經過多年的磨合，現在機構與檢察院共同明確了未成年人司法社會服務的工作流程和規范要求，如擔任“合適成年人”要承擔哪些職責、開展“家庭教育指導”要做哪幾方面工作、委托函轉達后應在多長的周期內介入等。雙方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工作程序，推動未成年人司法社會服務的合作不斷規范化。

　　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不同于傳統的社區青少年服務，服務的未成年人更為特殊，對社會工作者能力素質的要求也更高。在流程規范化的同時，檢察院也對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除了要精通社會工作方法技巧外，我們也要具備相應的法律知識。”薛強與他的同事們都陸續接受過來自檢察院和相關領域專家的專門培訓。培訓內容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普及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相關的法律法規，如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權利要求等；二是專項培訓類，如幫教處分工作應該如何在合規的前提下展開。

　　“我想留在觀護基地工作。”觀護基地是檢察機關與愛心企業合作，在企業設立、安置、看管并幫助罪錯未成年人回歸社會的工作陣地。小點（化名）是一名因輕度涉事被移送至觀護基地開展觀護幫教的未成年人。6個月后，他因表現良好順利“畢業”。但在離別之際，小點向薛強表露了自己想繼續留在觀護企業工作的想法。如今，經過自身的學習、努力，小點從最初的罪錯少年轉變成了一名觀護企業的正式員工。檢察院與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的合作不僅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了一個改過自新的契機，更成為其再社會化的緩沖地帶。

　　服務深度促進社工提高服務水準

　　“到底哪些社會工作者可以更好地從事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這個問題困擾了上海市嘉園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總干事許瑋盛很久。與薛強的感受一樣，她在工作的過程中也發現，與檢察機關的深度合作對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的法律專業知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為此，她在區內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隊伍中選拔業務水平過硬、一線工作經驗豐富的骨干納入未成年人司法社會服務隊伍，提升司法服務質量。同時，她定期對新進的社會工作者有針對性地加強觀護幫教、社會調查、法律法規等專題培訓，從中觀察、選拔優秀人員，持續為未成年人司法服務培養儲備型人才。

　　2018年，許瑋盛參與了嘉定區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服務中心的創建工作，該中心初步構建了嘉定區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參與未成年人檢察的工作框架。

　　過去，嘉定區檢察機關與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的合作是為傳統的涉案未成年人司法社會服務。但之后，未檢社會服務中心開始把團區委、民政、人社、教育等相關部門的資源與力量整合起來，共同聚焦新形勢下的青少年犯罪預防問題。

　　2022年，青少年事務社工聯合區教育局、檢察院、法院、司法局等6家單位，通過線上直播開展了“青春自護，有你有我”嘉定區暑期安全自護教育系列活動，為孩子們普及法律知識，遠離違法犯罪。2023年，社工與區檢察院、民政等部門合作，共同拍攝了困境兒童保護視頻《夏天的詩歌》，近期將在社交媒體發布。這些都是嘉定區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服務中心建立以來多部門合作的工作成果。

　　“20年來，上海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的發展，彰顯了踐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的最大功效。”作為上海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的推進者，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碩士教育中心主任、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費梅蘋對20年間的變化深有體會。她告訴記者，20年來，社會工作參與未成年人司法的制度體系和工作機制越發完善，如聽證員制度，使社會工作參與未成年人保護的關口不斷前移、犯罪預防的路徑更加豐富多元；社會調查制度，使社會工作者在未成年人監護權剝奪案件中的專業角色有更好的實踐；跨專業合作機制，為檢察機關與社會工作者共同開展未成年人司法服務提供了工作流程和規范要求。20年上海的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實踐，也培養了一批極具專業素養的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他們踐行著未成年人保護的價值理念，以未成年人為中心，有效運用專業服務策略和方法，聯動多部門、整合社會資源，共同推進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發展，發揮出了“以社會一條龍，促司法一條龍”的社會工作專業功效。

　　陸依萍 閆鵬飛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燁捷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