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我是西城區控煙志愿者，昨天下午1點，‘無煙北京’接到市民對貴店的投訴，今天我們來看一下。”10月8日，西城區控煙志愿服務隊隊長胡世卿掀開門簾，掏出了自己的志愿者證件。

　　投訴只點明了餐飲店名字，沒有具體桌號，但對胡世卿來說，處理這一切已經駕輕就熟。他徑直走進用餐區，查看是否有人吸煙、餐桌上是否有煙具、控煙標識是否合格，再仔細觀察店內的花盆、垃圾桶、各個角落，看看是否有煙頭存在的蛛絲馬跡。“工作做細了，控煙才有效果。”

　　無論是志愿者還是餐飲店服務員，乃至一名普通市民，在北京，“控煙”已然是一個人人熟稔的概念。2015年6月，被稱為“史上最嚴控煙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正式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室內全面禁煙，且以未成年人為主要活動人群的場所、對社會開放的文物保護單位、體育場、兒童醫院等場所的室外區域，均為禁止吸煙區域。

　　條例頒布后，從街頭鬧市到僻靜的居民樓，變化翻天覆地。為了一根煙頭，社會各界付出巨大的努力，最終讓“控煙”，成為整個城市的一種良性“習慣引力”。

　　2022年9月8日，《北京市文明行為促進工作發展報告》白皮書正式發布，測評顯示，2021年北京市民公共行為文明指數保持了“十六連升”的良好勢頭，并首次邁上90分高位。其中在控煙方面，北京市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最嚴控煙令”

　　在時任北京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愛衛會”)副主任張建樞眼中，2015年“最嚴控煙令”的出臺，似乎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此前的七年間，從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始，“浪潮”就已日漸形成。

　　控煙的“社會共治”，從那時起，就像洇入土壤的水滴，不斷擴增著潤澤范圍。其間，每年北京市“兩會”之前，北京市衛生局(2014年與市計生委合并成為市衛計委，2018年市衛計委與其他部門整合組建市衛健委)、市疾控中心、社會組織的專家以及全國政協委員，都會聚在一起，探討發達國家和地區先進的控煙經驗，討論今年如何寫提案，“每一年我們都寫。”

　　直到今天，“社會共治”仍是北京控煙最為重要的特色。而這座城市的控煙目標，比預期更快地實現了。

　　據張建樞介紹，從2012年年底開始，北京市衛生局就著手起草一部與國際接軌的控煙法案，并很快獲得市委市政府批準，經由市委常委辦公會立項。隨后，經過兩年多的調研，他們一步一步使這部“百分之百”禁止室內吸煙的法案成型。

　　不過，從立項到啟動，仍不免“一波三折”。

　　第一個來“倒苦水”的是機場。“一開始機場堅決反對，說一定要給我們機場‘留出空間’，因為機場候機的旅客如果情緒波動，不讓他們吸煙的話，會造成安全隱患。”張建樞回憶道，“當時我們就去機場現場調研，發現其實不是那么回事兒，比如第二候機樓，二樓有一個陽臺，完全有條件建立室外吸煙區。”

　　旅館從業者也提出質疑，“他們覺得，客房在入住期間，就是客人的私人空間，我們不應該限制。還說‘國際上也是分吸煙樓層和不吸煙樓層’，你們這樣‘一刀切’不行，等于把我們的生意給斷了。”

　　但市愛衛會在經過了解后，發現國際上的“吸煙樓層”概念較為陳舊，“如果是新立法的城市，都是不允許的。研究也證明，分吸煙樓層沒用，因為都是中央空調，各個房間的空氣都是互相流通的。而且工作人員也要進來打掃衛生，也要吸二手煙。”

　　在《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擬定、進入公示期后，阻礙依舊沒有停止。有一條被“拍磚最多”的規定，是要求公共辦公區禁止吸煙。當時網絡上曾掀起一陣質疑，為什么私人辦公區不禁止吸煙呢？

　　網友們認為，通常而言，只有職務級別較高的職工擁有私人辦公區，“言外之意，就是給這一部分人留了一個口子，就不是一視同仁了。而且領導的辦公室別人不進嗎？”到了最后定稿的時候，公共辦公區和私人辦公區的界定不再存在。“只要是室內，除了個人家中，都是禁煙區。”

　　2014年底，《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正式通過，并于2015年6月1日開始實施。從此，北京市的“最嚴控煙令”有了法律基礎。

　　“控煙一張圖”

　　紅燈、黃燈和藍燈交錯閃爍在北京市“控煙一張圖”上，它們表明著該地點被投訴的嚴重程度，藍燈表示1-2次投訴，黃燈表示3-4次投訴，紅燈則表示該場所已被投訴5次以上。自2016年9月上線，這些燈已經閃爍了六年，每一盞的背后，都有全社會的共同參與。

　　“最嚴控煙令”出臺后，在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的支持下，北京市控煙協會與科技公司合作開發了這一數字化平臺。市民可以通過微信公眾號“無煙北京”，拍照上傳投訴自己所看到的不規范吸煙行為和位置。這張圖同時接入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衛健委，在“社會共治”的大背景下，政府和民間，形成了控煙的有力閉環。

　　退休后的張建樞，擔任北京市控煙協會會長。他告訴新京報記者，“控煙一張圖”從2016年上線起，每年投訴量都呈現上升態勢，直到新冠疫情發生后才開始常態化。截至目前，該平臺共計收到市民投訴8萬多條。“在我們看來，投訴量的上升，并不見得是控煙形勢變得嚴峻了，反而證明控煙理念和法律意識正在深入人心。”

　　劉秀榮也有著相似的感受。在她看來，北京控煙工作之所以成效顯著，正是得益于這個城市普遍存在著一種“市民意識”——他們真正地認為控煙與自身密切相關并付諸行動，會拿起電話，對違法吸煙行為進行投訴。“我們在出臺法規之前，就對民眾進行過調查，‘你對公共場所禁煙進行立法支持嗎？’當時，支持者的比例就高達96%了。”

　　不僅如此，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持續地默默付出努力。目前，北京市有14332名注冊控煙志愿者，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帶著“文明控煙”這一共同的愿景，凝成一股機動的“活水”，深入城市的每條支流、每個末梢，成為執法部門的重要輔助。

　　各區全新的控煙工作模式探索，結合了政府與志愿者的優勢所在，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作為豐臺區控煙志愿服務隊隊長，孫亞川明顯感覺到，近年來，區政府與志愿者的合作變得更加緊密，并且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模式。

　　據他介紹，在“控煙一張圖”的燈光亮起后，北京市控煙協會將這一信息分配到各區，再由各區隊長分配到各個點位，志愿者會趕到被投訴的區域，對違法吸煙的個人和場所管理者進行勸阻。

　　在豐臺區，面對多次勸阻無效、不進行整改的場所，志愿者們可以開具《執法建議書》，由他們第一時間研判、分析，并向屬地下發督辦單，這時，一線的執法人員與相關的工作人員聯合執法，對違法單位進行處罰，并要求整改。

　　“豐臺區小屯雙林東路x號，一層與二層都設有室內吸煙室(已要求立即停止使用)。”孫亞川翻出一張2022年3月1日開具的《執法建議書》舉例道，當時，豐臺區愛衛(創衛)辦的執法人員馬上針對這一情況，給他發來《盧溝橋街道控煙督查通知單反饋報告》——當地街道立即依法對現場情況進行核實整改，舉一反三，對街道轄區內可能出現的類似問題進行摸排。

　　大興區的“創衛臺賬”也邁出了關鍵一步。與《執法建議書》相似，對于多次被投訴仍不整改的場所，志愿者們將其記入“創衛臺賬”，相關執法人員再依據該臺賬，進行針對性執法。

　　政府的態度和參與，也為志愿者們提供了最關鍵的保障。每當有“硬骨頭”啃不下去、工作無法向前推動時，各區志愿服務隊隊長可以直接通過微信聯系區相關負責人，往往很快他們就會得到“收到”的回復。

　　孫亞川舉例道，家屬樓的樓道一直是一個控煙“盲區”，但這個地方又是吸煙“重災區”，由于很難管理，孫亞川找到了區愛衛(創衛)辦的領導，由他們協調當地街道進行處理。

　　“最后一公里”

　　作為控煙“最后一公里”的守護者，志愿者們穿著藍馬甲，穿梭在街道與高樓之間。

　　胡世卿今年60歲了，是西城區控煙志愿服務隊的隊長。通常，他所在的控煙志愿者團隊每月要處理上百起投訴。在他看來，前幾年，在勸阻吸煙或處理控煙投訴過程中，志愿者們咽下了許多委屈——耐心的勸解常常換來一通指責：“你吃飽了撐的多管閑事兒，抽煙礙著你什么事了嗎？”

　　但慢慢地，這樣的情況越來越少，不僅吸煙的市民變得更自覺，場所管理者的控煙意識也在增強。有的飯店甚至建立了《勸阻吸煙記錄表》，將控煙融入自己的管理制度。“2022年10月7日，有人在店內吸煙，勸阻后，顧客前往室外吸煙。”在跟隨胡世卿體驗控煙志愿者日常工作時，記者在西城區一家徽菜館的《勸阻吸煙記錄表》中，看到了新添的一筆。

　　在各個控煙宣傳點上，志愿者們也見證了北京控煙7年以來的變化。

　　“如果您在公共場所勸阻吸煙無效，可打開微信，點擊進入城市服務，里面有個‘控煙投訴’。我們收到投訴后，就會安排附近的控煙志愿者來處理。”在大興區某商場內，志愿者周麗梅正向公眾介紹控煙投訴渠道。

　　2015年8月大興區控煙志愿者隊剛成立時，只有8名隊員，但慢慢地，志愿者們開始“拖家帶口”，老人和孩子也出現在控煙宣傳的隊伍中。如今，這支隊伍已經壯大到906人。

　　控煙宣傳是志愿者主要的任務之一，通常，他們選擇將控煙宣傳點設在客流量較多的商場附近。除特殊情況外，每逢周六或節假日，志愿者們都會準時出現在各大商場附近，一遍遍地向公眾講解吸煙的危害、投訴在公共場所吸煙的方法，有時候遇上飯點，蹲在路邊啃面包也是常有的事。

　　一些商場老板被志愿者們打動，邀請他們進入商場進行宣傳，甚至還專門準備了一間倉庫，用于存放志愿者的宣傳物資。在志愿者們的宣傳間隙，為他們送來熱水潤喉。七年間，在商場吸煙的人越來越少，設在全區商場內外的控煙宣傳點，也從32個逐漸減少至如今的1個。

　　盡管志愿服務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但周麗梅總說，自己就是控煙宣傳的受益者，最直接的例子，是這也改變了她的家庭——“老煙民”丈夫被她拉來一同做志愿者后，抽煙的次數慢慢減少，沒過多久就戒了煙。

　　如今，夫妻倆成了這支控煙隊伍里最默契的搭檔，遇到偏遠的投訴點，兩人就一同開車前往處理。“控煙這些年，遇到很多困難，也想過放棄，但現在看來，所有的付出與堅持都是值得的。”周麗梅說道。

　　事實上，在“最嚴控煙令”實施之前，許多人都擔心難以落地，但2015年以來，北京控煙的效果遠超他們的預料。

　　當時反對聲音最大的餐飲業從業者們發現，實施控煙令后，自家的生意并沒有出現想象中的“消費下滑”。2016年，時任北京市餐飲行業協會副會長的齊豐軍，就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北京市施行‘史上最嚴控煙令’之后，由于不能吸煙，用餐時間縮短，翻臺率得以提高，食客的滿意度也提高了。”

　　市民的感受或許更為直觀。馬劍在北京生活近50年，目睹了北京控煙前后的巨大轉變。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控煙條例出臺之前的一次摩擦。

　　當時，他去一家大型商超吃飯，在掛著“請勿吸煙”的警示牌旁，他看到幾名超市員工聚在一起，正在吸煙。馬劍一時沒忍住，上前指著墻上的警示牌提醒，然而對方非但不感到羞愧，反倒理直氣壯，覺得自己沒錯。雙方越吵越激動，“那是沖突最激烈的一次，差點跟他們打起來。”

　　“現在這種事絕對不可能發生。”馬劍說，如今即使有個別市民一時忍不住在室內吸煙，服務人員勸阻后，他們也能配合地把煙熄滅。“大部分人都意識到，如果要抽煙的話，必須到室外去。”

　　北京市第四次成人煙草調查數據顯示，全市15歲及以上成人吸煙率為19.9%，提前完成健康北京行動提出的到2022年15歲及以上人群吸煙率低于20%的目標，控煙工作實現“兩降兩升”，成人吸煙率和二手煙暴露率有所下降。

　　“我覺得現在控煙意識已經深入百姓心里了。”張建樞說，“這是大勢所趨，社會要進步，歷史的車輪要向前走。這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

　　新京報記者 徐楊 熊麗欣

　　(新京報2022年10月12日第C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