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27日電 (國璇 孫敏)199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泰王國引渡條約》是中國對外締結的第一項雙邊引渡條約。“經過30年不懈努力，中國逐步構建起覆蓋五大洲的條約網絡，已邁入司法合作條約體系相對先進的國家行列。當然，在百年變局下，引渡工作也面臨著新挑戰。”談及中國在對外締約和引渡國際合作中的經驗與挑戰，中國外交部條約法律司處長史曉斌如是說。

　　26日，由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和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主辦的“中國對外締結引渡條約30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在北京舉行。與會專家圍繞“締結引渡條約30年的成就和挑戰”等議題從理論與實務多角度展開專題研討。

　　史曉斌介紹，中國雙邊引渡條約締約歷程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從無到有，實現突破。改革開放后，中外交流急劇增多，經貿和人員往來日益頻繁。以中泰引渡條約為基礎，中國先后與白俄羅斯、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締結了引渡條約。

　　第二階段為由易到難，打破堅冰。這一階段的標志性事件是2005年中國和西班牙簽署引渡條約，雙方就死刑問題和無期徒刑問題兩個關鍵問題達成一致，打開了中國同西方國家締結引渡條約的突破口。此后，中國與法國、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時、塞浦路斯、希臘6個歐盟成員國締結了引渡條約。

　　第三階段為由點及面，織密“法網”。截至目前，中國已與各國締結雙邊引渡條約60項，其中亞洲國家20個、歐洲國家14個、非洲國家14個、拉美國家11個、大洋洲國家1個，初步構建并不斷織密覆蓋五大洲的司法合作條約網絡。

　　中國用大約30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近百年的司法合作條約締約歷程。“這一歷程也增加了外方對中國司法制度的認同，提升了中國對外方司法制度的了解，培養了一批涉外法治人才。”史曉斌說。

　　而由于法律差異、人才隊伍建設等多重因素，中國引渡工作仍面臨挑戰。

　　“近年來，引渡實踐的泛政治化傾向更加強烈。”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G20(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主任、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王秀梅說。她也指出，在外部實踐中還存在司法信任、涉外法律人才不足和引渡跟風等問題。

　　王秀梅認為，引渡的內部實踐中也存在難點。第一，罪和刑的認定的問題。無論針對職務犯罪還是經濟犯罪，在發出引渡請求時，需要對罪行和刑罰認定準確。第二，引渡前羈押問題。要尊重被請求引渡國家的法律，遵守其訴訟法可能有的時間限制，在期限內及時補充證據。第三，王秀梅以“中行開平案”為例指出，對于腐敗犯罪分子卷款外逃等在實踐中難以引渡的情況，需積極采取域外訴訟等措施，充分應用“或起訴或引渡”原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