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溪村的梨樹和柳樹，在草坡、溝渠上落下一陣藍色的濃蔭，又被夏日正午的風吹遠。正是荷月，清晨綻放的紅荷，此時有些倦意，它們半合笑靨——讓我想起《山鄉巨變》里鄧秀梅眼中的一些山鄉女孩，并在她們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家們來到一座老屋前：帶院落的黑瓦土墻（刷上了白粉）木板房，湘贛鄉間常見的民居，有些接近于山區的棚戶、板寮，實在是太普通了。屋后是翠綠的竹林、香樟林，屋前有寬闊的曬坪，田里的莊稼已經兩尺見深，連綿一片，青綠可人。更遠處的資江，青山倒映在碧波里，被清浪滌蕩、揉碎。

　　1955年10月，周立波回到湖南益陽謝林崗鎮清溪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扎根在16歲便離開的村莊。1957年年底完成了長篇小說《山鄉巨變》，翌年在《人民文學》雜志分6期連載，并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周立波是個深具歷史感的作家，他讓筆下的故事發生在“歷史進程”中，讓文學見證土地革命、工業建設、農業生產合作社等重大事件，革命意志、農民情懷、藝術才能，滲透進他那帶有南方“溫柔”風格的小說中。這張書生的臉，清癯、白凈、倔強，仿佛是一個三湘大地鄉村教書先生模樣——質樸、內省、不乏浪漫，還有一些蠻勁。

　　從周立波故居出來，我站在曬坪邊上一棵樟樹下躲避日頭。這個村，在我這個贛西人看來如此親切，幾乎與我家鄉的小村莊別無二致。屋子中見到的農具，我在少年時代非常熟悉，站在幽暗的室內，看著墻上展覽的照片——我感覺到，眼前這個人，與我并不生分。他的模樣、氣質、個頭、張嘴大笑時唇角蕩起的紋路，就像我小時遇到的很多人中的一個。這個村落，讓我對《山鄉巨變》中的場景有了更深的理解。為了寫作這部小說，周立波在村里生活了將近兩年，他是真正地進入生活的底部，而不是全憑記憶與想象——我想，以他對少年時代擁有的鄉土記憶，他也完全可以描畫出一個散發著濃郁湘中風情的山鄉來，但不一定能寫出時代的質感和氣息——即，那歷史進程中人的精神世界發生的微妙而深刻的變化。

　　撥開周立波小說里控訴的敘事漣漪，我們看到一種歡欣意味彌漫在土改分到田地和合作化中農民的表情上。這也讓我想起家鄉曾有一個與周立波有些相似但又不同的人——甘祖昌。1957年，他辭去新疆軍區后勤部部長的職務后，帶著家人回到闊別20多年的江西省蓮花縣坊樓鄉沿背村，從此開始了29年的“將軍農民”生涯。在日后看到表現甘祖昌從將軍到農民的影視劇、新聞作品中，我能夠感受到他帶領家鄉農民改變貧困落后面貌產生的一種滿足感。苦難生活對于今天的人們來說，是一種教育，但對于身處歷史進程中的人們來說，他們當時經歷的貧乏、艱難，與一種宏大歷史進程的神圣感連接在一起，因此不僅僅是貧乏和苦難本身。

　　事實上，今天的清溪村已經在周立波書寫的巨變之后，又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小說中描寫的靜美山鄉、自然狀態下的鄉土、特定時期的矛盾沖突，與經過改革開放、工業化、信息化、數字化浪潮的洗禮后變得不可同日而語了。尤其是近十年來，國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中加大投入，使鄉村有了新的容顏。包括我家鄉——甘祖昌老將軍致力于改造的貧困面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沿背村建起了一個沒有圍墻的干部學院，學員們分散吃住在農民由自建房改造的“民宿”中，既解決了農民的收入問題，又讓學員深入到農村，了解到實情，真正受到教育。我的一個學生，在湖北美術學院做老師，他帶領一個團隊，將沿背村的文化元素融入藝術設計中，在這里打造出讓游客紛紛前來打卡的藝術景觀。

　　村莊不再只是種種莊稼、養養魚蝦，在文化旅游融合的背景下，每一個有個性的村莊，都是等待設計師和建設者妙筆生花的舞臺。當年周立波在清溪村寫作《山鄉巨變》時，斷不會想到，十個當代著名作家的書屋開在百畝荷塘邊：王蒙、艾青、張煒、梁曉聲、阿來、遲子建……包括周立波書屋，成為個性別具、布置溫馨、可提供沉浸式體驗的閱讀場所，在這里既能讀到作家的作品，它們也是這些作家的小型博物館。荷香陣陣，書香陣陣——過去的清溪村，正呈現出一個真正“作家村”的面貌。除了書屋，村里還建起了一座乳白色很有現代感的清溪劇院，根據周立波小說《山那面人家》改編的戲劇，將游人挽留在一臺文學和風情濃郁的演出中。網紅民宿、直播帶貨……網絡時代的業態，借助作家村的熱點，在村里應運而生。

　　這個暑假，我隨中國作協來到湖南參加“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系列活動，我們從湘西十八洞村來到益陽清溪村，兩個村落，兩種風情和面貌，無不展現出時代巨變在山鄉的投射。這幾年曾去過贛東北、贛中、贛南、贛西許多村莊，一個深切的感觸就是：村莊更美更靚了，讓城里人流連忘返。曾經，我在贛東北方志敏戰斗過的橫峰縣，跑了全縣十多個村落，很驚嘆，全縣域的村子一個不落地展現出讓人嘖嘖贊嘆的鄉村之美、發展之美、生態之美。

　　山鄉巨變是一個歷史的進程。人們對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沒有窮盡。

　　清溪村因周立波而馳名，作為當代文學經典《山鄉巨變》的寫作地，它既是新中國初期火熱生產勞動、社會生活的縮影，也與小說本身構成一種互文關系。它為我們奉獻了周立波這樣一位偉大的作家，同時誕生了小說《山鄉巨變》——而后者又詩化地成為小說的現實景觀、慕名而來的游客的目的地。

　　周立波在黑龍江省尚志縣元寶鎮主持土地改革，爾后有了長篇小說《暴風驟雨》；為了反映農業合作社，回到家鄉兩年，與農民打成一片，爾后有了《山鄉巨變》。

　　已故印度裔英國作家維·蘇·奈保爾說：“一個作家要想在作品中表達出來的學識和經驗既具有社會普遍性，又是個人情感的表露，這需要經過時間的磨煉，甚至需要他的一生來處理他的原始經驗。”

　　真正富有歷史感和生活質感的文學作品，尤其是長篇作品，一定是作家深深扎根，與寫作對象化為一片的結果。今天中國山鄉所發生的深刻變化，為寫作提供了無限可能。但這樣的變化，光靠作家打撈既有經驗是無法真正把握的。要寫出像《山鄉巨變》這樣具有“既具有社會普遍性，又是個人情感的表露”的文學作品，還得像周立波一樣回到鄉村，這樣才能書寫好鄉村。

　　從行走與閱讀中領略文學的風景

　　張麗軍（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評論家）

　　對于一名高校教師來說，暑假是平時教學生活的一種調節，也是新生活狀態的開啟。暑假可以有較多時間來閱讀，可以參加一些專業學術會議，進行文學交流。因此，暑假的文學生活是很重要的生命拓展，更是自由舒展的詩意人生一部分。2022年暑假，我開展了三個向度的文學活動：一是文學調研，二是文學現場批評交流，三是文學講座。

　　2021年年底，我申報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百年中國鄉土文學與農村建設運動關系研究”獲得立項。平時忙碌沒有太多時間去調研。所以，這個暑假我的第一個愿望就是去開展一個鄉村振興的文學調研活動。基于專業和相關閱讀，我把調研放到了20世紀30年代梁漱溟從事鄉村建設實驗的山東省鄒平市，事前我閱讀了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等論著。

　　7月16日到17日，我們“百年中國鄉土文學與農村建設運動關系研究”課題組一行7人來到了鄒平。在濱州散文家李登建的引領下，我們拜謁了梁漱溟墓地，參觀了梁漱溟紀念館。位于鄒平一中的梁漱溟紀念館以圖文并茂的方式展示了梁漱溟的事跡，對當時鄉村建設的規章制度、組織機構、學員培訓、農業新技術引進和產生的國內外影響等，進行了充分的展示。今天鄒平市民營企業魏橋集團，名列世界企業500強，其主打的棉紡織產業與20世紀梁漱溟棉花改良的鄉村建設實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7月17日，在鄒平市政協、檔案館和文史館等舉辦的座談會上，當地文史專家深情回憶了改革開放之后對梁漱溟的專訪，留下大量文史資料。梁漱溟之前所提出的農村組織化、農村經濟發展的鄉建主張在今天已經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實現，他對農村精神出路，對農民向上精神的倡導，依然有很大的啟示意義。

　　17日下午，我們參觀了《最后的鄉賢》人物原型郭連貽的家。不大的院子里種植了疏疏朗朗的竹子、荷花、石榴、紫藤。可以想象，在月朗星稀的夜晚，這位鄉野的、民間書法家內心的精神空間及其堅守。或許這里面有這梁漱溟對鄉賢、鄉村儒學文化倡導的影響吧。

　　調研之后，我回到了濟南，參加了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郝敬波教授領銜的當代文學現場批評團隊的文學研討會。我閱讀了會議要研討的作品，作家艾偉的最新長篇小說《鏡中》。《鏡中》是一部建筑題材小說，其中有大量的建筑藝術創意設計知識，有東西方不同民族、文化的建筑藝術理念的碰撞與交融，有對建筑、世界、人性的深刻理解和表達。建筑就是世界、哲學、生命、人本身。好小說決定了研討會的高質量。大家發言非常踴躍，對作品進行多個向度的文學闡釋。

　　7月30日，應山東文藝出版社的邀請，我參加了“閱讀經典：與偉大的靈魂對話”的讀書交流會。2021年年底，我出版了與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進行對話的兩本書《對話的文學經典教育》和《現實主義與當代文學前沿》，以這兩本書為基礎開展本場閱讀交流。閱讀經典就是與偉大的靈魂進行精神對話，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長，從而具有遼闊、深遠的視野。借助于講座，我把高校里的文學經典閱讀教育推向大眾讀者，期望種下一顆顆文學的種子。

　　7月31日在莒縣，我為家鄉的作家朋友舉辦了一個主題為“沂蒙山派文學與沂蒙精神”講座，分析了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劉玉堂的《鄉村溫柔》、苗長水的《非凡的大姨》和趙德發的《通腿》《經山海》等作品的鄉土意識及所呈現的沂蒙精神。

　　8月2號，我參加了由山東省作協和山東省當代文學研究會等單位主辦的張煒小說《河灣》研討會。這部作品是張煒文學創作的一個新突破、新轉折。人到了一定年齡就像河流一樣拐彎。《河灣》主人公從歷史糾葛中走出來，把歷史前置化，把當下巨變的新現實放在聚光燈之下。《河灣》呈現了作家非常可貴的現實批評力和指向未來的建構追求。

　　8月8日至11日，我應邀參加了云南《邊疆文學》2022年文學筆會，做了“新時代如何書寫新山鄉巨變”的文學講座。我從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阿來的“空山三部曲”等談起，倡導新民族志、地方志、村志、個體史的書寫。作家有必要增強新鄉土寫作理念和文化傳承意識，把童年、故鄉、民俗的東西寫出來，傳遞給下一代中國人，傳遞到世界中去。

　　8月12日，我參加了郝敬波教授主持對2022上半年中國小說狀況的現場評點。以對付秀瑩的《野望》、石一楓的《漂洋過海來送你》和林森的《湖里岸上》《唯水年輕》等作品的評點為例，我認為這樣的文學批評顯現出很強的現場性、在場性、對話性，同時呈現出某種可貴的整體性、文學史尺度，增加了文學現場批評的深厚和厚度。

　　這個暑期，我還在《中國文化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新時代呼喚新山鄉巨變文學》的文章。我認為，當代作家有必要書寫剛剛發生以及正在發生的新鄉村故事，提升對于當下現實的思想穿透力和對當下時代中心經驗的處理能力，書寫當下新故事；要通過把個人的日常生活和時代的宏大主題相結合，塑造新農村故事中的新英雄；新時代文學不僅要有時代新主題、新人物，也應該有藝術形式的多樣化新探索；更要在重構鄉村精神、鄉村根性文化維度上進行創作，為新山鄉巨變塑形鑄魂。

　　通過對梁漱溟鄉村建設實驗的調研和文學交流活動，我進一步意識到當代作家和研究者不能認為新山鄉巨變寫作是應景之作、跟風寫作，而應該像梁漱溟那樣，從根本的意義上，認識到新時代中國鄉村振興之于21世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性和全局性意義與價值，認識到中華文化的獨特性價值。作家應該強化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以文學的形式助力新時代鄉村振興，創作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山鄉巨變文學經典。

　　于一行行文字里聆聽文學的足音

　　文蘇皖（《小說選刊》雜志社編輯部副主任）

　　云天收夏色，木葉動秋聲。暑期消夏漸近尾聲，伴隨著雨后清涼，我們完成了今年第9期《小說選刊》的編選。身為一名文學編輯，尤其是編輯小說，而且是做選刊，我覺得是莫大的福氣。讀小說本是自己的最愛，職業恰好又是每月從海量期刊出版物里選優拔萃、遴選出最靚的小說，豈不快哉！

　　編選刊是一件嚴肅又有意趣的事，有意無意中，時令節氣會悄然耦合在編輯的選稿志趣里。剛剛過去的這個夏天，清風徐來，水面清幽，風荷搖曳，佳作迭出。從王安憶、孫甘露，到魯敏、石一楓、付秀瑩，不同代際的作家們滿懷激情捧出新作，譜寫了一首首江山壯麗、人民豪邁的抒情詩篇。

　　心懷“國之大者”，小說錦繡山河——這是《小說選刊》的編刊宗旨，也是當代小說家應有的氣度和立場。這個夏天，我們在“中國好小說”“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專欄，選發了兩位上海名家的力作：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王安憶的《五湖四海》，以及三位70后文壇干將的傾情之作：魯敏的《金色河流》、石一楓的《漂洋過海來送你》、付秀瑩的《野望》。五部長篇小說弘闊壯美、筆力遒勁，體現了新時代文學的新氣象。

　　兩位滬上優秀小說家用各自眼光透視時代肌理，以千里江山之遼闊、五湖四海之磅礴講述熱烈、歡騰的人間故事。孫甘露和王安憶兩位文學前輩同時出書，可遇而不可求。王安憶筆耕不輟，創作量大，每年出新書也算是正常的寫作頻率。而孫甘露出新長篇顯得有些稀奇。這個當年跟馬原、格非、余華等一起步入文壇的先鋒作家，以《我是少年酒壇子》獲得關注。這部《千里江山圖》是先鋒少年的“歸來”之作。小說借題北宋少年天才王希孟所繪的傳世名畫《千里江山圖》，描摹了發生于1933年的上海，我黨地下工作者與敵特之間一場驚心動魄的秘密斗爭，以冷峻、質樸的語調講述了一段獨特的紅色革命史。革命者生生不息的紅色信仰恰似夏日長風拂繞山崗，理想之光照耀黎民蒼生和江山社稷。

　　王安憶則是站在水邊岸上，用耐心且深長的目光注視著時代和生活的變幻，以宏大的歷史胸襟，扎實的細節書寫，描摹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遷圖與水鄉人奮斗史。小說以《五湖四海》為題，略述三河河運簡史，以一戶淮北水上人家的生活故事、創業歷程，映射社會的巨大進步以及時代大變局下的人性倫理。小說顯現一個個鮮活的個體正在用各自或激蕩或有序的力量，開鑿通往幸福、通往未來、通往五湖四海的寬闊水道。

　　三位70后作家則各自跨越時代長河，找尋世界烙印，痛飲生活泉水，以卓絕、敬畏的姿態，在現實、精神、理想中實現記錄文學中國的追求。

　　《金色河流》聚焦改革開放以來的時代弄潮兒，以糾結復雜的家族人物關系為敘事切口，結構出一個關于道德、情感、物質的精彩故事。小說將財富的繼承作為故事的明晰主線，將主人公穆有衡的奮斗與創業置于隱流處，以穆有衡及其子女的不同選擇呈現出時代的巨大張力。《漂洋過海來送你》以北京青年那豆漂洋過海為爺爺送行的故事為主線，將日常敘事與宏大敘事巧妙結合，深入挖掘人性意義上的情感糾纏，描摹出一幅新時代中國與世界的精神圖景。《野望》用中國傳統文化的二十四節氣為框架，書寫鄉土中國的勃勃生機。小說宛如一幅鄉村田園工筆畫，聚焦女主人公翠臺一家一針一線的生活細節。作家用日常性去思考鄉土，用血緣和地緣結構鄉村倫理精神，從蓬勃的鄉野展現遼闊的人生。

　　今年春天《小說選刊》開設“文學的風”專欄，收錄了程永新的小說《風的形狀》，配發了作家蘇童的評論。蘇童深情回憶20世紀80年代那個文學的風勁吹的時代。如今，作為《收獲》雜志編輯的程永新重新出發，成為一名深情的作家。與《風的形狀》同期，隨風而來的是劉慶邦的《雪夜》，也是回憶青春年少時的純潔美好，寫一位少年雪地里寄宿的奇遇。劉慶邦被譽為“短篇小說之王”，大家手筆，其言情沁人心脾，其寫景豁人耳目。

　　春風既已成佳話，夏風依然沁心脾。真是無巧不成書。程永新與劉慶邦又同時發表新作，《他鄉》和《梧桐風》兩篇小說在今年第9期《小說選刊》上又一次相遇，讓“文學的風”再次刮起。這是兩篇溫潤人心、回望往事的佳作，似夏天的風，為讀者吹來閱讀的清爽。程永新《他鄉》追溯主人公19歲時的青春愛情，幾十年后回望當初，唏噓感嘆那個情竇初開的年華，甘蔗的清甜滋味蔓延。劉慶邦《梧桐風》寫的是作家26年前偶然遇到的一樁悲傷的戀情。小說關注一位遇難工友未婚妻的艱難生活，優美如散文詩一樣的語言流淌出巨大的悲憫。風吹梧桐，心似明鏡。好作品是早晚要相遇的。

　　無荷不夏，無酒不歡，無青春不甘甜。青春之荷于夏日里亭亭玉立。風有約，花不誤，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小說選刊》在挖掘、推舉優秀青年作家作品上不遺余力，今年8月夏荷初綻之時，在傳統“新銳小說家”專欄的基礎上，我們和浙江省文學院聯手，推出“浙江新荷計劃”作家作品小輯。浙江省的這項繁榮當地文藝的計劃已經實施10年，入選作家年齡從70后延伸到了00后，形成了文學新浙軍的人才梯隊，也為文壇提供了新生力量。《小說選刊》的專欄中以80后作家方曉、趙雨、趙挺為主力軍，90后作家章雨恬為排頭兵，排布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小說家作品陣容。

　　1999年出生的新人章雨恬是北師大在讀碩士，小說《觀音洞》用婉轉清麗的語調講述了一場空山新雨后的長途旅行，在一個個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里，婉轉描述了兩對小情侶的不同處世之道，讓他們的出身、教養一目了然。另三位80后作家也各有其長：方曉的作品細膩流暢、嫻熟婉轉，《雨后》將男女主人公各自內心里聲勢浩大的激情凝縮于短暫靜謐的相會，用綿密精致的書寫呈現出感情中無常的特質。趙雨的《雨落無邊》蔓延開來一個關于生命新生與消亡的敘事維度，偶然與宿命在作者虛構的時間之雨中折射出生命的光亮。趙挺的《赤地旅行》中，主人公和他的同伴貝殼正蓬頭垢面、無所事事地行走在寸草不生的心靈赤地。另一邊，他們筆下人魚的故事也在悄然展開。

　　花開盛夏，青春之荷繁茂鼎盛。山河錦繡，寫作者和文學工作者們恒心篤定、精益求精。奮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已經體現在作家們的創作實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