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衛平（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人文經濟或文化經濟是人文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人文經濟學主張經濟與人文的互動，強調文化包括道德力量、人文關懷等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以文化為軸心，以經濟為動力，實現市場價值和文化價值的共贏，推動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蘇州具有悠久而燦爛的歷史文化，明清時期的蘇州，經濟結構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轉型升級”，即從過去的農業重心發展為以工商業為中心。以往學界總是從地理環境、交通、市場等方面研究蘇州工商業的發展情況，其實還可以打開思路，從更多角度探究其深層原因，筆者以為，蘇州工商業的發展與人文的深度滲入密切相關。

　　明清時期蘇州手工業發達，突出地表現為生產規模擴大、行業增多、分工趨細、產品質量提高以及生產方式的變化等方面。康熙《蘇州府志·風俗》有謂：“吳中男子多工藝事，各有專家，雖尋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織紉刺繡，工巧百出，他處效之者莫能及也。”據碑刻資料的粗略統計，蘇州的手工業行業有絲織業、刺繡業、踹布業、染布業、冶金業、造紙業、刻書業、蠟燭業、玉作業、木作業、裝裱業等數十種。基于經濟基礎雄厚、文化發達以及在此基礎上追求時尚的社會背景，手工業者多能秉承工匠精神，致力于技術創新，追求產品質量，樹立品牌意識，使得不少手工業產品擺脫“技”與“術”的范疇，而達于“藝”與“道”的境界。當時蘇州的手工業產品許多都可以藝術品視之，代表了一種時尚、一種品味，由此出現了一個當時頗為流行的專用名詞——“蘇作”，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蘇州制造”。“蘇作”產品種類繁多，本文難以盡述，僅略舉裝裱、玉作以及蘇式家具等幾個行業以見文化與經濟的深度互動。

　　　一

　　裝裱業是明清時期蘇州頗為發達并最具特色的技藝行業之一，時人記述中認為“裝潢以本朝（指清朝）為第一，各省之中以蘇工為第一”“吳裝最善，他處無及焉”。眾所周知，明清時期蘇州的書畫藝術興盛，“吳門書派”“吳門畫派”聞名遐邇。而書畫必經裝裱才能保存收藏，所謂“書畫不裝潢，既乾損絹素，裝潢不精好，更剝蝕古香”。由此促進了裝裱業的興起與興盛，涌現出不少為人稱道的裝裱大師，如晚明裱褙師湯臣，被譽為“國朝第一手”，“博雅多識，尤妙賞鑒家”；一代文豪王世貞“家多珍秘，深究裝潢”，“有強氏者精此藝，弇州延為上賓，居于家園”；清代“吳中多藏鑒之家，惟顧元方篤于裝潢”；吳縣人吳文玉“以裝潢擅名一時”等。這些裝裱匠師都具有較為深厚的文化基礎，對書畫藝術有較深的感悟，有的甚至能書會畫，如明代徐海門“有巧思，往來湖海間，覓殘碑斷碣，裝潢成帖，鬻好事者以為常。因精研拓搨楮墨之訣，鐫成《寶晉齋法帖》十卷，幾于奪真”；清代王蟠，交結豪門，“所見古玩甚多，兼得其緒論，以此善于鑒別，其裝潢書畫之外，尤長制諸器物”。由于這些匠師技藝高超，識見不凡，喜歡收藏的權貴文人也樂于結識，甚至“厚遣儀幣”“延為上賓”，給予足夠的尊重。明末清初周嘉胄在《裝潢志》中曾提及多人，如富商汪景純，好文學，喜收藏，得王右軍真跡，遂“往聘湯氏，厚遣儀幣，張筵下拜”。又因湯氏其人“慷慨誠篤”，故而“士大夫多與之游”；李周生得《惠山招隱圖》，“延莊希叔重裝，先具十緡為聘，新設床帳，百凡豐給，以上賓待之”；前述王世貞“延強氏為座，主賓贈貽甚厚”，因王世貞的文化地位與影響力，以致影響一時風氣，“一時好事，靡然向風，知裝潢之道足重矣”。所以，周嘉胄認為吳中裝裱業雖獨步天下，師匠眾多且技藝精湛，但“亦必主人精審，于中參究，料用盡善，一一從心，乃得相成合美”。正是文人士大夫與裝裱匠師的協力合作、共同參究，才相得益彰，造就了蘇州裝裱業的全國第一地位。

　　自晚明時起，蘇州的書畫文物收藏之風盛行，權貴之家、文人士大夫以及富商大賈爭相趨奉，乾隆《吳縣志·風俗》有謂：“富貴之家多收藏古玩，名曰‘骨董’，或畫或字或器皿，尺幅寸縑，貴踰拱璧，一瓶一碗，珍若連城”。這是蘇州裝裱行業興盛的社會基礎。限于資料，我們無法量化裝裱業經濟體量，但從“吳中千百之家”從事裝裱的情況，以及“酬贐甚厚”“厚遣儀幣”等收入待遇，大概可以窺知這一行業的市場規模。更為重要的是，裝裱業的興盛還推動了絲織、紙張等行業的同步發展。書畫裝裱離不開絲織材料。蘇州是絲綢之府，絲織業生產本就發達。裝裱業用料考究，由于書畫裝裱裱心及裝飾掛軸等多采用織錦和綾絹，因此裝裱業的繁榮必然刺激絲織業的進一步發展。王鰲《姑蘇志》中即曾提及，“今吳中所織海馬、云鶴、寶相花、方勝之類，五色眩耀，工巧殊過，猶勝于古”。其中的紫白落花流水錦，專門“充裝潢卷冊之用”。蘇州手工藝行業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亦于此可見。

　　　二

　　蘇州是明清時期玉作業的中心，水平之高居于全國之冠，所謂“良工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郡”。蘇州閶門專諸巷及天庫前吊橋一帶分布著為數眾多的作坊店鋪，琢玉之聲“晝夜不停，比戶可聞”。據民國時人所述，清朝末年“蘇地業此者三數百，商而工則三千余人”。乾隆皇帝南巡時多次到過專諸巷一帶，并留下不少詩文，如“專諸巷里工匠紛，爭出新樣無窮盡”，“量質作新器，求師述古風。專諸多巧匠，無可用精工”等。蘇州的琢玉工匠因為技藝精湛而得到皇帝的賞識，許多工匠被征用到皇宮中從事制玉工作。有學者根據宮中檔案統計，僅乾隆年間宮廷造辦處從蘇州征調的玉工就有18批次近40人。他們不僅負責宮中的玉器制作，還負責咨詢和培訓。如此一來，促進了南方與北方玉雕技藝的交流，也促進了宮中審美意趣與蘇州玉雕藝術的有機融合。

　　蘇州琢玉業的繁盛，造就了一批身懷絕技的工匠，如陸子岡、周爾森、江皜臣、姚宗仁等，尤以陸子岡聲名最著。陸子岡活躍于明代中后期，有“碾玉妙手”之稱。有學者評價他“名氣之大在中國琢玉史上是獨一無二的”。他所制作的玉器，價格昂貴，“皆比常價再倍”。而據地方志記載，陸子岡所造水仙玉簪，“玲瓏奇巧，花莖細如毫發”，價錢“一枝值五十六金”。其所以如此，當與其制作具有濃郁的文化韻味有關。陸子岡“名聞朝野”，能“與士大夫抗禮”，表明他不僅具有高超的技藝，而且有較為深厚的學養。根據對陸子岡傳世作品的研究，學者認為其“憑借自身對書畫藝術的修為，首創了‘詩書畫印’于一體的新型玉佩‘子岡牌’，一改明代玉器的陳腐俗氣，引領了蘇州風格的玉器，得到當時縉紳的欣賞”，由此“陸子岡所擅長的‘詩書畫印’入玉設計與平面減地技法，成為后世玉工沿襲和傳承的主要載體，子岡牌成了玉行四百年來長興不衰的經典之作”（張玉甫：《正說明代玉雕大師陸子岡》，《文物鑒定與鑒賞》2019年第22期）。

　　　三

　　家具制造業是明清時期蘇州最為發達的行業之一，“蘇式家具”是明式家具的一個典型代表。晚明松江人范濂在《云間據目抄》一書中提到，松江地區的“細木家伙”多從蘇州購買，不僅豪門之家“動費萬錢”，即便“奴隸快甲之家”，亦“皆用細器”，充分反映了蘇式家具的受歡迎程度以及用途之廣。與此同時，由于蘇式家具用料考究，造型古樸，充滿文趣，具有重要的收藏價值，因此人們爭相高價收購。《陶庵夢憶》即記載，兩淮巡撫李三才看中一件鐵梨木天然幾，欲花一百五十金購買而未得，結果被別人以二百金購去。可見，蘇式家具有著廣闊的市場規模和很高的經濟價值。

　　相對于其他行業，蘇式家具行業似乎更能反映人文經濟的特點。有專家對蘇式家具的文化精神進行了總結提煉，認為好古風雅之情是蘇式家具造型之美的豐富底蘊、精到周詳的“設計意匠”體現了文人造物的美學尺度、書畫詩文的情懷意境使蘇式家具獲得了精神升華（濮安國：《蘇式家具的文化精神》，《家具》2008年S1期）。好古風雅之情、“設計意匠”以及書畫詩文的情懷意境無不體現出文人的積極參與，深刻體現出文化對家具制造的滲透。

　　蘇式家具的設計理念離不開文人的參與與指導。晚明時期很多文人都參與過家具等的設計，尤以文震亨最為著名。其《長物志》一書，被視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全面探討文人士大夫生活環境藝術的著作，書中設有“幾榻”篇專門討論家具。如關于幾榻，要求“古雅可愛”，并“坐臥依憑，無不便適”；再如椅，“須照古式為之”，“宜矮不宜高，宜闊不宜狹”等。總之，要求家具既求古雅，又要實用。明末著名造園家計成《園冶》中也提出，“世之興造，專主鳩匠，獨不聞‘三分匠七分主人’諺乎？”強調了文人士大夫權貴（有能力造園之人）在造物中的主導作用，所論雖指園林建造，但也適用于家具制作。“在江南文人的眼里，生活的格調和方式，包括陳設布置、家具器物，一切皆是主人愛好、品性和審美意識的體現”（《蘇式家具的文化精神》）。可以認為，這些文人理念對蘇式家具的制造產生了深刻影響，蘇式家具實是文人士大夫與工匠共同勞動的結晶。

　　家具用料追求奇品，體現天然之趣。如《長物志》中所提到的，“禪椅以天臺藤為之，或得古樹根，如虬龍詰曲臃腫，槎枒四出”，“幾以怪樹天生屈曲若環若帶之半者為之，橫生三足，出自天然”。所以，我們看到范濂《云間據目抄》中提到松江富室“凡床廚幾桌，皆用花梨、癭木、烏木”之類，花梨、烏木等均為硬木，因木性上紋理色澤多變、頗具山水之趣，深受文人喜愛，而其中的“癭木”實即干枝上有無規則結疤的樹木，不規則的花紋就像古拙山石一樣具有自然雅趣。家具造型崇尚簡樸無華，結構簡約，精雅而富于意趣。蘇式家具線條流暢，比例適度，中正穩重，放在江南園林或者普通民居中，令人感覺非常協調。圈椅、文椅、書桌、畫桌、書櫥、花幾等，均是蘇式家具中的經典造型。其中圈椅天圓地方的造型和功能上的舒適文氣，極為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家具裝飾豐富多樣，整體上保持文人的審美要求，力求簡潔明快，強調裝飾與整體效果的和諧統一。不少家具上留有名人詩文題簽，尤其凸顯蘇式家具的“文氣”。如文徵明弟子周公瑕在其使用的紫檀木扶手椅靠背上題詩曰：“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再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萬歷年間蘇制書桌腿部，也刻有“材美而堅，工樸而妍，假爾為憑，逸我百年”等。從中可以略窺晚明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追求和生活日常。

　　康熙《蘇州府志·藝術》指出，“吳人多巧，書畫琴棋之類曰‘藝’，醫卜星相之類曰‘術’，梓匠輪輿之類曰‘技’，三者不同，其巧一也。技至乎此，進乎道矣”；《陶庵夢憶·吳中絕技》也說，陸子岡之治玉、鮑天威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金銀等，“俱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至其厚薄、深淺、濃淡、疏密，適與后世賞鑒家之心力目力針芥相對，是豈工匠之所能辦乎？蓋技也而進乎技矣”。蘇作產品之所以如此為世人所重——并由此帶來行業的興盛，就在于它既是一種商品，又是一種藝術品，既具有實用價值，又具有藝術觀賞價值，其根本原因則是文人的參與和文化的滲透。這種“經濟文化化”與“文化經濟化”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將“人的需要”——物質享受與精神追求置于重要位置，對于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社會的和諧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蘇州歷史上經濟、文化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現象，可以為現代人文經濟的互動發展提供歷史啟示。

　　《光明日報》（2023年12月0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