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漢雷神山醫院撤離之前，一小隊工人舉辦了一個小型的生日會。

　　這是一個叫徐德軍的年輕人的32歲生日。工友們萍水相逢，還是勞務公司老板通過工人們上交的身份證，得知了他的生日。

　　3月30日這天，有近20名工友為他慶生。一位叫周凱的工人自掏腰包訂了一個蛋糕。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蛋糕店大都不營業，他終于從網上查到一家，花了380元，蛋糕尺寸是14英寸。訂完他又覺得有點小，后悔沒買個三層的。聽說徐德軍喜歡打牌，他選了一個“麻將蛋糕”，上面擺著用巧克力制作的“東”“西”“南”“北”“中”“發”麻將牌，還有黃澄澄的金元寶。

　　在醫院附近一個閑置的廠區里，擺好這個充滿發財渴望的生日蛋糕，這些工人就著花生米喝著啤酒，又跳又笑，唱起了生日歌。有人還在臉上貼了五星紅旗圖案，這圖標是歡送醫務人員留下來的——3月29日起，在雷神山醫院服務的外省醫療隊陸續撤離，這是疫情得到緩解的好消息。

　　徐德軍在一家建筑公司做管理，常年在工地跟工人打交道，這次是來當工人。生日會上，他按照工友們設計的動作，仰著臉，叼著煙，大搖大擺入場，和大家一起高唱《我的好兄弟》。他說，這是自己“一生中最難忘的生日”。

　　工友許新焰把過程拍了下來，剪輯成小視頻，末尾寫著“江湖再見”。他很喜歡這句話，覺得有“俠義氣”。

　　另一位工人鐘巍巍則說，大家都是“經歷過生死”的戰友了。

　　武漢1月23日因疫情“封城”，隨后決定建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板房醫院——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到4月15日，收治過5071名患者的兩所醫院關閉。承建方中建三局總經理陳衛國介紹，總計有3.5萬名工人參建，其中近2萬名從外地趕來。工人們歸屬不同的勞務公司管理，從四面八方集合到這個曾令無數人牽腸掛肚的工地上。

　　在工地短暫休息時，五湖四海的工人們才有機會了解彼此，拉幾句家常，手里的煙你遞給我，我遞給你，話題主要就那幾個：家在哪里，家里幾口人，這次干完后又要去哪里。

　　下一個工地在哪里，是談論最多的話題。如果疫情沒有發生，他們本來會在不同地方，建設高樓、地鐵或者橋梁。很多人的車里總是裝著切割機、電鉆、鉗子、螺絲刀之類工具，哪里有活兒，就把鋪蓋卷搬到哪里。

　　1

　　在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工地上，能找到不同職業的從業者：公務員、貨車司機、小學教師，還有生意人和外賣小哥。

　　43歲的雷海濤是武漢江夏區第五中學的一名體育教師。他的工作是為30多名工友負責后勤保障。每天早上，他用體育課的“稍息、立正”號令，催促大家集合開工。工人們尊他一聲“雷老師”。

　　工地上幾乎都是男性，附近建筑里的衛生間常常人滿為患，早上排隊的人尤其多。著急時，工人們會在工地找個隱蔽處小便。雷海濤會去女衛生間，這里很干凈，幾乎沒有人，去方便不用擔心被人說成是色狼。

　　32歲的田魁覺得建設雷神山醫院是他“干得最爽”的一次，日薪1200元，一天一結，銀行提醒收到工資的短信每天下午定時發來。他是湖北襄陽人，常年在武漢找活兒干，和父親一同去的雷神山。武漢人鐘巍巍也是家族動員，同去的還有他的父親、哥哥、舅舅和表弟。

　　工地上還有“夫妻檔”。張玉星、文靜夫妻來自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二人都是鋼筋工。在工地上，文靜和男人干一樣的活兒。從2013年起，她就和丈夫一起到武漢扎鋼筋，女工的工資雖比男工低，但她覺得自己扎起鋼筋來一點也不比男人慢。

　　鐘巍巍喜歡工地，工地上抬頭一看就是天，想唱歌的時候就吼幾句，都是干活兒的人，也不用搞得“那么體面”。

　　32歲的他，從15歲起跑工地，和武漢一起成長，幫它建起一所所學校，一條條地鐵軌道。計劃今年年底通車的武漢第十一座大橋——青山長江大橋也有他的參與。他曾在那里高空作業，幾十米高的吊籃下，長江晝夜奔流。

　　1月28日，當勞務公司老板找人去援建火神山醫院時，鐘巍巍和哥哥鐘欣欣立即答應了。他們第二天就去了工地，干了兩天，又趕往32公里外的雷神山醫院。

　　剛到雷神山時，老板希望他們多找幾個工人，兄弟倆考慮有感染風險，決定叫親人來支援。

　　接到兒子電話時，他們的父親、一位59歲的水電工只問了一句：“我年齡大了，你們公司領導要不要？”

　　家里3個男人都去了雷神山，鐘巍巍的母親心里不舍，“家里就兩個兒子，萬一有什么，我們怎么辦？”

　　對這個問題，有些“大男子主義”的兄弟倆沒有認真想過。前去工地的路上，對此行的風險，兩人只草草談論了兩句，覺得病毒看不到也摸不到，得不得病都是“聽天由命”。

　　他們在工地上負責協調幾十人的工活，也穿密不透風的防護服進入病房維修。一位記者讓鐘巍巍回憶工作時的風險，問他“萬一有事，家里人怎么辦”。鐘巍巍一下子懵了，他從沒想過這個問題，覺得自己不會被感染。

　　他想起自己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也是媽媽的兒子，想著想著害怕起來，淚在眼睛里打轉，“淚沒流出來，還算爭氣。”

　　但回想起工地，鐘巍巍最大的感受還是疲憊，“站著就想坐著，坐著就想躺著，躺著就不想動了。”

　　他是一個20余人班組的領班，負責隔離病房、醫技樓、室外管網、室外電網等區域的機電安裝施工。

　　工地分布著很多班組，安裝工、管道工、木工等諸多工種交叉作業，晝夜不停。

　　工人劉帥帥來自河南鄭州。2月2日上午，一個工友給他打電話，說自己正在建設雷神山醫院，希望他找一些工人去支援。劉帥帥立即將招工消息轉發到300多人的工友群里，不斷有工友報名。

　　當天下午，等不及通行證辦下來，劉帥帥就開車上了高速公路。出發前，他準備了消毒液、換洗衣服、被褥，還有一箱泡面、兩箱礦泉水，他想著，萬一進不去武漢，就在服務區湊活兩天。

　　他當晚到達工地，他的工友有的次日凌晨啟程，兩天內匯集了30多名工人。甘肅人趙全喜是30多人中路程最遠的。2月6日，他和兩個朋友驅車20多個小時，跨越2000多公里前往武漢。三人負責為病房安裝智能監控系統，工友們稱呼他們“甘肅三兄弟”。

　　李斌從廣西桂林出發，和一位柳州朋友開車去武漢。他們在一個為建筑工地招聘人手的手機軟件上尋找雷神山醫院招工信息，找到的一位招工者為他們開具了去武漢的通行證。但到了工地后，那人說1200元一天的工資，他要扣走200元，“項目領導”要再扣200元，不知真假。

　　李斌覺得自己不是沖著錢去，扣多少無所謂。但柳州朋友反對，“如果你捐出去了，那是另外一碼事，你沒捐，自己出荷包了，我干嗎要給你？”兩人又另找了一個招工方。

　　王英杰是武漢一家勞務公司老板，手底下不到20個工人。成立公司前，王英杰在一家弱電公司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疫情讓剛剛創業的他措手不及，項目暫停，公司沒有了收入來源，外面還欠著租金和個人房貸。去雷神山，他的打算是要開工賺錢，還有“一股男兒氣概”驅使，“不去參與建設一下，感覺很不好意思。”

　　公司里10多名工人在他的號召下也報了名。然而，除了他和一名技術員，其余人都未成行：有的村子進出口被渣土封死，出不了村；有的小區守門人不認通行證，出不了小區；還有人剛出家門，就被家人或者村里的長輩勸回去了。

　　2

　　正月初二啟程前，文靜和丈夫還不知道去的是火神山。當時，夫婦倆正在一個工地趕工，平時吃住都在工地，本打算過了元宵節再回家，疫情來了。

　　火神山醫院在臘月二十九開建，許多工人已返鄉過年，文靜被所在的勞務公司臨時招募。她記得，“開始有部分人說不怎么愿意去的，領導做思想工作，說臨時招不到那么多人，能去干的就去幫一點忙。”

　　在火神山，文靜負責扎鋼筋和衛生清潔。沒有住所，她和工友要乘坐大巴在火神山和原工地間往返。從開工到投用，火神山醫院歷時10天，文靜第一次去時眼前還是機器轟鳴的空曠工地，第二次去，一個個箱式板房就搭建了起來，第三次去，房間里已設備齊全，最后一次去，病人已經入住了。

　　這是文靜參與過工期最短、勞動強度最大的建筑項目。每次干完活兒，她要以極快的速度沖向回程的大巴，擠不上去就要在寒風瑟瑟的夜晚等待下一輛班車。

　　建設中的工地沒有黑夜，機器在轟鳴，電焊閃著弧光，切割機聲和敲打聲此起彼伏。管理人員拿著喇叭不停提醒“注意安全，戴好口罩”。

　　為了趕工期，24小時不合眼是常事，工人們累了就蜷縮在排水管道內、紙箱里或者建材上瞇一會。

　　田魁記得一個雨天，他從配電機房外面出來抽煙，看到兩個工人腳一滑，從三米高的屋頂摔到了綠色塑料布覆蓋的泥地里，兩人一聲不吭，又繼續爬到屋頂作業。當時，雨天使得一些房屋漏水，工人們正在鋪設鐵皮瓦，抵擋雨水侵襲。

　　到達雷神山第五天，田魁突然有了“一點小感觸”，當時，他站在醫院屋頂上施工，一眼望過去，看到下面全是腦袋，眼淚一下子出來了，“當時想，還是中國人團結，我平時很少對這些東西‘那個’，但那是一觸即發的。”

　　承載萬人的工地上都是一樣的反光服和黃色安全帽，起初，王英杰無法辨認本班組的四五十名工友，就讓大家在安全帽上寫上班組名稱，時間長了，他看到眼睛就能認出是自家工友。

　　結束雷神山建設后，王英杰又帶工友去鄂州援建新的醫院。幾十天，他實現了多年的“瘦身目標”，一趟下來瘦了10斤。但等到離開工地個把月，他又胖回去了。

　　在雷神山工地時，王英杰想盡辦法勸說一位貨車司機留在工地幫工，讓疲憊的工友們得以在車里休息。工地上人多，工具常常換著用，轉眼就會不見，貨車成了放置電纜、電線、施工工具的小倉庫。工地上沒有開水，車里備了水壺，還有從周邊小商店搶購的泡面、提神的香煙和檳榔。

　　為了給工友們多留出半小時休息時間，雷海濤每天中午提前去食堂排隊，將盒飯提到工地。他說，疫情發生后，自己一直想做些事。2月1日，他通過一位水電工同學的聯系，去了雷神山醫院，被編入劉帥帥所在的班組。

　　除了記錄考勤，雷海濤還負責為隊友去倉庫取施工工具，去一次倉庫來回要走20多分鐘。哪怕只是一個裁紙刀、幾個螺絲釘，他也會跑一趟。對不認識的工具，這位體育老師就在網上搜索對應的圖片，記住型號，再去倉庫里找。

　　3

　　閑下來時，雷海濤就給工友打下手。有工友累得靠墻站著睡覺，還有的吃完飯，飯盒都沒收拾就歪著睡著了。看到這樣的場景，他總是不忍心。

　　當時，條件較好的工人宿舍已住滿，一些工友只能住在臨時搭建的板房里。劉帥帥和工友們抵達時，屋里空蕩蕩，他們搬來床，領來洗漱用品、被褥、雨衣、膠靴和被子。

　　王英杰去得晚，只能和9個工友住在附近一個地產項目的簡陋宿舍里。宿舍沒法洗衣或洗澡，也沒有電源可供充電，散發著汗臭味的人們顧不上干凈，回到宿舍只想立刻睡覺。

　　趙全喜從工地走到宿舍需要將近半個小時，他覺得距離太遠，住的人也多，建設雷神山醫院的8天里，他和兩個工友干脆睡在工地安裝設備的庫房里，鋪上紙板，放上行李，度過一個接一個的武漢冬夜。

　　去武漢前，劉帥帥就叮囑工友們準備好防護用品和被褥，“我們是去幫忙的，不是給別人找麻煩的，不可能給你照顧得面面俱到。”

　　本地工人盡己所能，為外地工友提供便利。劉帥帥一雙鞋在雨天灌了水，雷海濤從家里找來一雙給他換上。本地工人還會從家里拿來充電寶給外地工友用。班組里一位本地工友叫吉祥，大家都喜歡喊他的喜慶名字。

　　元宵節這一天，吉祥讓家人帶來了紅豆餡的湯圓，疫情肆虐，湯圓并不好買，將近50個湯圓是吉祥讓妻子親手包的，食材還是年前囤的。他父親開著面包車，用兩個保溫桶送到工地，大家吃到嘴里時還是熱乎的。

　　日工資1200元，加班還有加班費。平日，工人們掙不了這么多，一天300元已算高薪。趙全喜從不“挑肥揀瘦”，只要有錢掙就干。甘肅工資低，他一年到頭在新疆找活兒，一個工程幾個月，回家次數屈指可數，常常過完年出去，年底回來。

　　回家也要算計，請一天假，要扣一天工錢，路費也高，“來回就上千塊錢”。“一大家子人要養活，不出去掙錢不行！”他說。

　　對田魁來說，去雷神山很大的動力是討生活，“我不去干，這一年啥都沒有”。他說，去年家里還剩存款8萬元，每月還車貸和房貸共6000元，家里煤氣水電、孩子吃零食、自己買煙都要用錢，再不干活兒，錢到疫情結束就沒了。在雷神山醫院建設的23天，他和父親掙了不到5萬元。

　　為了掙錢，田魁干過銷售，賣過衣服，學過理發，當過廚師，還開過燒烤店。聽別人說搞養殖掙錢，他又籌措了100多萬元建了養殖場，結果連續兩次趕上禽流感。轉了一圈，田魁覺得還是工人適合自己——投資力氣和時間，只要付出就有收成。他覺得在雷神山，工資一天一結“很爽”，“原來在外面做事，天天要工資，跟著喊爺爺。”

　　年底的賬最難結。去年，田魁給幾棟精裝修樓房安裝水電，包工頭到年底拖著不給工錢，脾氣火爆的他拿著磚頭去找對方要賬，“我辛辛苦苦掙的錢，你憑什么不給我？”

　　這不是田魁第一次要賬。三四年前，年輕氣盛的他沒忍住，砸過一個包工頭，一磚頭下去，對方的腦袋縫了20幾針，田魁因此在拘留所待了8個月零3天。1.25萬元，田魁記得清清楚楚，自己工資一分未拿到，還賠了對方醫藥費。

　　鐘巍巍也遇到過不給錢的時候。勞務公司將工錢挪用，他打贏了官司，還是沒拿到錢，200多萬元成了一筆懸空的賬。

　　近幾年，市場環境在好轉，工人維權意識也在提高，為了能按時拿到工錢，大家各想各的辦法：有的會讓對方以文字方式將工資數目、結算方式和結算時間發給自己，有的通過錄音將要賬過程記錄下來作為維權手段，還有的會尋求法律援助。

　　成為合同工會更保險。田魁也試過給公司干，但公司“條條框框太多”，要穿工裝，戴工帽，準時打卡，不能抽煙，相比之下，流動性的日常里能獲得一點自由，盡管其中也伴隨著危險——腳被釘子扎，手指被鋸，手腳摔斷，“危險隨時可能發生”。

　　建設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的危險是看不見的。泥瓦工駱名良覺得，就像在一線打仗，“不知道哪一天就會被子彈擊中”。人群中的一聲咳嗽會引起格外警惕，有時面對面說話，大家會不自覺后退兩步。

　　白天沒時間胡思亂想，到了夜晚，一個人躺在床上刷疫情新聞時，駱名良會很恐懼，每晚真正睡眠不超過4個小時，甚至會做噩夢。每天還有親戚朋友不停詢問，問得越多，他越忐忑。當初，他在朋友邀請下要去火神山時，家里人覺得“不差這個錢”，不該去冒險。他執意要去。他覺得應該去支持。去了之后，雖然心里恐懼，但他不愿當逃兵，“既然來了就要把這個事做完。”

　　4

　　出于對抗疫情需要，雷神山醫院的規模三次擴大，一度邊建設邊收治患者。交付后仍需工人負責后期維保工作。

　　鐘巍巍參建的病房區域基本完工后，需要技術熟練、能熬夜、年齡不超過40歲的工人參與后期維保，兄弟倆叫來鎮上相熟的工友。鐘巍巍把公司跟他們講過的承諾復述了一遍：如果感染病毒，國家給治；萬一不在了，國家給補償。兩天時間有近百人報名。

　　“感染了就治，人的一生就這樣，我感覺沒什么好遺憾的。”許新焰被鐘巍巍喊去時，他覺得這是看得起自己，“需要我過來，我肯定來。”

　　有一次，室外排污系統出現故障，需要有人鉆到地下將破損管子掏出，但里面散落著病人的糞便。鐘巍巍記得，周凱和樊友生師傅什么話都沒說，穿上防護服就爬了進去。在地下移動時尤其要小心翼翼，以免弄破防護服。

　　周凱則回憶，當時班組接到任務，3天之內必須把負責區域內的排水處理好，任務來了就要干，“根本就沒有想那么多。”

　　有時，看他們蹲著做事很累，會有護士拿來凳子，送來水果、牛奶和蛋糕。在病房里一個人維修不便，有病人會從床上爬下來遞工具。還有人向他們鞠躬，給他們豎起大拇指。

　　許新焰將自己的作品留在了雷神山醫院。他從小喜歡畫畫，干活兒無聊時，就畫畫打發時間，身邊朋友、家鄉風景、名人肖像，他什么都畫，沒有老師教，他就在網上看教程跟著學。

　　看到有醫務人員在醫院走廊的白墻上畫漫畫，他也開始動筆。他把新冠病毒畫成手持鐮刀的怪物，迎戰的是工地上常見的攪拌車和挖掘機。還有外地醫護人員請他畫出家鄉的地標建筑，中建三局的工作人員也給他模板，請他給工人們畫漫畫形象，比如，一群工人手持盾牌，類似“復仇者聯盟”，取名“抗疫聯盟”。

　　他在這段時間完成的畫作不到20幅，同其他作品一起分布在兩三百米的病房走廊里，有工友覺得看著心里輕松，“人走到里頭，沒有恐懼。”

　　這些畫讓徐德軍覺得，大家“真真正正地在醫院建設中或者抗疫過程中存在過”。

　　5

　　因為學生要開展“空中課堂”，雷海濤老師2月8日結束了他的工地生涯。但他們的聯系并未中斷。有工友結束工期后，驅車去找他聊天。

　　參建的工人最后都需要隔離觀察。隔離期間，有人把想看的肥皂劇刷了個遍，有人的手游級別從“青銅”練到了“王者”，還有人每天纏著朋友視頻聊天，折磨了一個又一個。雷海濤常常和工友們在微信群里視頻聊天，對著鏡頭喝酒吹牛，展示手里的雞腿、方便面、火腿腸，互相調侃還有幾天“刑滿釋放”。

　　起初，劉帥帥擔心援建結束回不了家，雷海濤寬慰他說，自己在武漢還有套老宅，供他免費住。隔離期滿后，雷海濤又去給正在隔離的外地工友送去煙和零食。

　　有人在大部隊撤離后繼續找活干，有人順利返鄉，也有人滯留在武漢暫時無法回家，一位工友說起村里不讓他回鄉時，酒喝多了，當著雷海濤的面掉了淚。

　　完工當晚，趙全喜和工友在手機上搜索到一家酒店，定了一個標間，300元一晚，3個人在兩張床上擠了一個多月，錢花得心疼，“啥時候一天幾百元這樣花過錢？”舍不得叫外賣，3人靠方便面充饑。

　　他們打過市長熱線申請生活補助，“這個部門推到那個部門”。后來，中建三局的工作人員聯系他們，給每人發放了5000元的隔離費。

　　在回鄉的高速路口，看到武漢警察敬禮表達感謝，想起援建結束后的窘迫，趙全喜的心里五味雜陳。

　　一位工人記得，曾有孩子打電話問工地上的爸爸“你是英雄嗎”？爸爸反問“啥才是英雄”，兒子回答：醫護人員。

　　回家鄉后，趙全喜也被幾位朋友稱贊是武漢回來的英雄。武漢工友聽說他們遠道而來，特地跟他們道謝，和他們合影，這讓趙全喜感動。

　　“說不定若干年以后，還有個別的啥事情，我們也遇到這種，人家會來幫我們。但是像這種瘟疫，這么一次就夠了，希望再不要發生。”他說。

　　6

　　因為參建醫院，鐘巍巍第一次在電視臺的新聞里露了臉。他承認自己高興得兩晚沒睡著覺，5分15秒的視頻，他循環播放了不下50次。

　　他的理解是，“一般只有名人、企業家才有資格（上電視），像我們這種普通建筑工人哪有什么資格？”

　　他是眾多默默無聞的工人中的一個。他曾為哈爾濱一家鋼廠安裝動力系統，為西安的一個垃圾處理站提供照明，還在北京四環的一棟棟住宅樓里安裝水電。他建設過幾十米高的大橋，也下過地下五層的地鐵。

　　不忙時，鐘巍巍會看看自己正在建設的城市，看到自己參建的建筑，心里也會有成就感，“走到哪里都可以說這是我們建設的，相當于我們在城市上的一個證明。”

　　鐘欣欣記得，早年大家還沒有私家車，都是背著大大小小的蛇皮袋子坐公交和火車，“別人一看你就是農民工，一車人嫌棄。”有的工人對此會很自覺，如果衣服是臟的，坐地鐵有位置也不會坐，“尤其美女多的地方我更不去坐。”

　　工人們覺得，社會不太歡迎他們的面孔：皮膚黝黑，一手老繭，頭發里夾著灰，衣服上常常附著塵土和碎屑。

　　平時去工地，田魁會另備一套干凈衣服，下了工地立馬換上，“生怕出來灰頭土臉，別人看你臟兮兮的，瞧不起。”下館子時，田魁感到，兩身衣服換來的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眼光。

　　在火神山醫院建設7天，駱名良掙了7200元工資和300元車費補貼。拿到工錢，他花7558元買了144箱牛奶，想捐給醫院。牛奶裝滿了車，走到半路，駱名良覺得144這個數字有些不吉利，又返回去買了一箱。火神山醫院不接收私人捐贈，145箱牛奶最終捐給了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

　　捐出工錢，是他在工地上臨時決定的。本來，他打算掙來的錢補貼家用，出發前，他還承諾妻子，掙來的錢拿出兩三千元給她買個新手機。得知他要把錢全部捐出時，妻子跟他商量能不能只捐一半。但駱名良覺得，捐一半買到的牛奶太少，醫生那么多，一人可能還分不到一盒。他跟妻子保證，以后做工晚上多做幾個小時，再把這個錢賺回來。

　　駱名良說，自己一直對醫生心存感激。十幾年前，他施工時不小心被切割機切到了手臂，手臂的大血管斷了兩根，縫了50多針，差點殘疾。這次，他覺得醫護人員是“沖鋒陷陣擋子彈”的人，想向他們表達一點心意。

　　此舉被媒體報道后，一家慈善平臺為他頒發了1萬元的“正能量獎金”。他在新聞里看到有護士表示很想吃周黑鴨，獎金還沒到，他又花了10350元，買周黑鴨送給了醫務人員。

　　更多媒體開始報道，他受寵若驚，“買個牛奶得到這么多關注”。

　　所有這些，比不上父子關系改善給他的欣喜。駱名良常年在外跑工地，兒子出生后一直跟著爺爺奶奶，父子倆很少見面，關系疏離。

　　兩人會因為小事吵起來，兒子不太情愿跟他視頻聊天。兒子在上補習班，老師稱贊他父親是英雄，并要為他免去一年1.5萬元的補習費。

　　駱名良婉拒了老師的好意。他很開心，兒子對他的態度變了。“他說現在同學都崇拜他，說爸爸是英雄。”他覺得，兒子的認可是自己參與援建最大的收獲，“這是金錢買不到的”。

　　田魁也成了女兒的榜樣。在微信朋友圈發布顯示雷神山醫院的定位后，他獲得女兒同學家長一個點贊的“大拇指”，還有兩個字：“英雄”。上小學的女兒還對同學驕傲地說，爸爸在武漢。

　　許新焰也因雷神山的漫畫出了點名，不過，他覺得“不會有什么蠻大的改變，我出去照樣還是我自己”。

　　解除隔離后，休息了幾天，許新焰又進入新建的住宅樓中安裝水電。還在隔離時，已經有工友跟他打招呼，預約了下半年的工活。

　　7

　　他們告別了一個工地，又到了另一個工地。駱名良進入武漢一家商場貼瓷磚，鐘巍巍和鐘欣欣在商品樓里安裝水電，劉帥帥回到了鄭州的工地，趙全喜在甘肅老家干活兒。在微信群里，工友們討論最多的是哪里有活兒干。

　　4月7日，在武漢隔離了50多天，李斌回到桂林的家里繼續隔離，還沒結束，他就四處打聽找活兒。

　　去年，李斌在一座監獄里安裝弱電監控3個月，由于疫情，工程推遲驗收，7000元工錢到現在還沒拿到。他覺得這種工資結算方式變數太大，聯系到深圳的一個工程，開了七八個小時到工地，結果行程軌跡顯示他一個月內去過武漢，他又回了桂林。

　　鐘欣欣陸續接到工友找活兒的電話。很多工人反映，去外省找活還要繼續隔離14天，有的隔離完又面臨工地不再招工的窘境。

　　5月7日，距離李斌離開武漢已過去一個月。他的疫情行程查詢中不再顯示武漢，他隨即去了廣東東莞打工。

　　王英杰在落實他參建醫院時的計劃：在網上成立一個“火雷突擊聯誼隊”工友群，方便工友們日后聯系，共享招工信息。有十幾個工人愿與他長期合作。

　　經過此次疫情，王英杰發現，緊急招工的情況下存在用工需求和供應不匹配的情況，報名者中有的是非技術工人，有的是其他工種工人，還有人不知怎么報名。王英杰希望能將認識的工友納入到儲備隊伍中，“以后萬一有這種類似的事情，我們能一起上，會提高很多效率。”平時一些工程，也方便找到工人。

　　返鄉后，工人們陸續接到中建三局的電話，說要給他們發紀念品。有的工友拿到了紀念牌，許新焰特地問過，聽說是勞務公司老板在網上定制的。一些工友提議，能不能每個人出錢制作一個，也有人說，自己花錢做的沒意義。

　　“我們曾經奮斗過，為武漢人民作過貢獻，也盡了自己的力量。用他們的話說，可以跟自己子孫吹牛的。其實大家也不是說要什么榮譽，我們真希望有一個紀念、有個念想的東西。”雷海濤曾就這個問題跟勞務公司老板交流過兩三次，兩人達成了共識：以公司的名義為每人制作一枚紀念章。

　　4月21日，一位工人收到一張明信片，拍照發到了微信群里。長方形的明信片背面是一張標著“致敬最美建設者”的工人肖像，正面寫了幾行贊美的話，結尾寫著：“感謝！火雷兄弟！致敬！平凡英雄！”落款為“中建三局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建設指揮部”。

　　他提醒大家查收這張明信片，“記得開門的時候看門縫”。

　　火神山和雷神山施工進度最受矚目的時候，參建者的身影曾出現在幾千萬人在線觀看的“云直播”里。不過，攝像頭只能掃見繁忙的工地全貌，看不清黃色安全帽下的面孔。

　　那段時間，雷海濤不管多晚回家，都會抽時間看會兒直播，他知道攝像頭安在工地的哪個位置，認得出自己和工友們所在的區域，觀看時他會關心，兄弟們今天是不是又加班了。

　　有一次，他用手劃出一塊區域，指給妻子看：“這是我戰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