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剿“新冠”的30天

　　56天零病例后，“西城大爺”的確診在北京掀起一片波瀾。

　　數月相持后，“新冠”似乎早已敗退。相比數月前“外防輸入”的阻擊戰，如何撲滅城內突如其來的“火勢”，似乎更考驗技巧。

　　對“1號病人”的流調連夜展開。22小時內，北京通過溯源、采樣，鎖定了新發地批發市場，隨即，這個占地面積1680畝、日客流量近6萬人次的“北京菜籃”連夜關閉。

　　大規模的核酸檢測成為常規手段。27天里，北京日檢測量擴容到50萬人次，而在上一輪疫情時，最大的日篩查量是1700人次。

　　數月累積的經驗與資源，讓這場疫情得到了最快的控制。之后的二十多天里，所有新增病例都與新發地有或強或弱的關聯，驗證了最初22小時的推論；“圍剿戰”的第26天，新增病例歸零。

　　這一次，“新冠”沒能潛伏太久。

　　56天后 “新冠”再臨

　　這本是現場組解散的前一天。

　　北京市疾控中心北院，二樓，今年1月開始，一間間屋子被陸續貼上聯絡條、搬進一臺又一臺電話和電腦，成為北京對抗“新冠”的后方大本營。

　　竇相峰和翟曙光，一個來自傳染病地方病控制所，一個來自放射衛生防護所，在這里成了同一個組的戰友。小組是臨時成立的，來不及取一個高大上的名字，就叫現場組。組員們負責流調采樣、輸入性病例密接管理、信息報告處理等工作，有關“新冠”的一切情報，首先在這里合流。

　　“新冠”似乎已偃旗息鼓了。

　　6月6日，北京連續42天沒有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級別“二降三”；之后的4天，零增長仍然保持。竇相峰6月10日晚上10點收到通知：現場組準備解散，明天開始復工復產；3個小時后，一條消息讓安靜的夜晚炸開了鍋。

　　“西城大爺”來了。

　　對于這個時隔56天后出現的“1號病人”，在官方通報前，消息就已不脛而走。最大的討論，聚焦于“西城大爺”究竟如何感染，很快，網上流傳開來多個版本：他曾去過吉林、他的家人曾去過吉林、他用備用手機掃健康碼騙過大數據。

　　民間在對新增病例“雙無身份”進行本能求解——“西城大爺”無出京史、無外來人員密接史，這怎么可能？諸多猜測，最終總與京外感染關聯起來，人們相信，北京不可能再有新冠。

　　竇相峰同樣處于疑惑之中。突如其來的新發病例，一片空白的流行病學史，這是最讓流調人員頭疼的情況。如果找不到傳播鏈，意味著無從“堵漏”，人群中還隱藏著多少感染者，也不得而知。

　　根據規定，醫療機構發現陽性樣本后，要送往北京市疾控中心復核。復核結果出來前，對“西城大爺”唐先生的流調已經連夜展開。凌晨4點，竇相峰睜開眼，細細研讀了西城區疾控發來的首份流調報告，諸多問題仍困擾著他。一早，他穿上防護服，和西城區疾控的同事一起，進入唐先生所在的北京宣武醫院隔離病房。

　　“1號病人”與一日溯源

　　與唐先生的交談持續了兩個多小時。

　　找不出感染源頭，讓竇相峰“感覺特別不好”。

　　一開始，竇相峰的推測，與民間有吻合之處：大概是在京外感染。如果不是，可能新冠病毒具備了超出人類現有認知的特性。前者是基于北京對境外來京、中高風險地區來京人員的嚴格管控，后者是基于唐先生在今年1月22日與確診病例有過接觸——如果是這樣，新冠病毒的潛伏期遠超所有人的想象。

　　第一個推測，在見面后被很快打消。竇相峰留意唐先生的狀態，對方緊張、懊惱、無助，想不通自己怎么就病了，“很真實，也很坦誠，不像有所隱瞞。”對于流調人員反復提出的一些問題，唐先生也給出了前后一致的回答。再結合其他方法對其行程進行回溯，確實沒有出京經歷，可能性進一步明確了，他是在北京被感染，這個答案，讓竇相峰的心情比來時更為沉重。

　　“我們把排查的重點放在他曾去過的各類密閉場所，引導他回憶當時種種細節。比如，他說31日去過樂圖空間，我們追問他做什么了、之后去了幾層，他便想起來還去地下打了臺球，我們進一步問，當時場景如何、有多少人。”

　　對于“1號病人”，流調員萬分謹慎，在找到源頭前，不敢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的風險點。對其密接者的界定，也在原有的發病前4天基礎上，往前再推了3天。

　　流調是事后展開現場追查與防控的基礎。最初，沒有人預料問題出在新發地，但在流調報告中，這一關鍵地點被記錄下來，并明確了唐先生詳細的行動路徑——他是購買食材的老手，目標明確，進入新發地直奔牛羊肉綜合交易大廳，在三個攤位前停留，前后不超過20分鐘。

　　11日上午，西城、海淀、豐臺、通州等各區根據流調報告迅速展開調查，對唐先生去過的臺球廳、冰箱里保存的食品、去過的商超攤位等進行大撒網式的調查。12日凌晨，眾人匯總各區反饋的情況，在紛繁的數據和表格中，一條線索格外打眼。

　　眾多位點，唯有新發地批發市場檢出了陽性，包括案板、刀把、廁所等多處。

　　這個結果，就像一支軍旗，指向了敵人的巢穴。

　　鎖定新發地

　　新發地批發市場，供應全北京近7成的蔬菜及大量的豬肉、牛羊肉、果品，是名副其實的北京“菜籃子”。

　　2019年，新發地批發市場交易量1749萬噸、交易額1319億元，在全國4600多家農產品批發市場中，連續17年雙居第一。

　　可觀的營業體量背后，人員往來密集。每天，近6萬人次的客流聚集于此，交談、交易、將貨品帶入帶出。如果新冠在這里流竄，后果不堪設想。

　　唐先生確診的第二天，市疾控中心集結了本中心及10個區疾控共130余人，進駐新發地。

　　翟曙光是北京市疾控中心現場采樣組組長。當他和同事進入地下一層的牛羊肉綜合交易大廳，幾乎本能感到了大規模傳播的風險。

　　大廳同時出售牛羊肉、水產、豆制品，攤位眾多、空間密閉、通風條件差。6月29日，新冠肺炎確診患者何先生治愈出院時，回憶26天前自己前去買肉的場景，心有余悸的還是，“那兒的空氣可能太濃了”。

　　疾控人員的任務分成兩大塊，一是對環境進行采樣，看看究竟哪些點位被污染；二是在相關部門的配合下控制現場，對所有人進行核酸檢測。

　　“我們重點關注案板、刀、臺面、秤，這些攤主自己能接觸到的東西，采了一百多個攤位；很怕出現經空調傳播，對進風口、出風口也進行了采樣。那兒環境不好，懷疑已有人感染，就叫他們都集中管理了。”翟曙光回憶。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龐星火介紹，6月12日，市區疾控在新發地采集出了40份環境陽性樣本，517人中，45人咽拭子陽性。

　　13日凌晨3點，新發地市場仍有商戶與工作人員在忙碌，正埋頭于采樣的竇相峰得知市場封閉的消息，隨后，所有人禁止離開。當日，北京市衛健委新聞發言人高小俊宣布，北京將對5月30日以來與新發地市場有密切接觸的人員開展核酸檢測。

　　此時，距離“西城大爺”確診僅花了2天。

　　13日開始，北京此輪疫情迎來高峰，連續7天，每日新增確診病例均在20人以上。13日與14日確診數最多，均為36人，有超過一半的確診者，為流調溯源采樣發現。

　　“6月11日到7月4日，北京累計報告334例確診病例，47%是新發地市場工作人員，其中絕大多數在隔離期間發病，這證明最初的感染者在第一時間得到了控制。”竇相峰說，“新發地的人流量太大，從業者多為外來人員，遇到危機，人的本能是回家。如果沒有第一時間確定和封鎖新發地，很難想象疫情會以怎樣的速度和范圍擴散，會不會重演武漢的事態。還好，北京前期的溯源與處置，基本是無懈可擊的。”

　　對于北京的迅速響應，外界不吝好評。

　　6月18日，新發地相關疫情剛剛到來一周，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表示，北京疫情已經控制住了。

　　6月30日，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北京整體防控策略是精準防控，可以把有關病例追蹤得非常到位，這一防控路線，堪稱國內防疫的模板。

　　在北京市疾控中心研究員王全意看來，北京得以如此高效地處理這一輪突發疫情，離不開此前數月積累的大量經驗和資源。

　　布局新冠“照妖鏡”

　　張代濤已經很久沒有回過家了。

　　新發地疫情暴發后，孩子被送回父母家“寄養”，辦公室成了他工作與生活的全部區域。靠著墻堆著折疊的行軍床，書桌旁的塑料臉盆里放著牙刷、漱口杯、毛巾、洗發水，隔著一個文件柜，住著同樣在單位日夜加班的同事。

　　他是北京市疾控中心傳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所長，負責管理實驗室——整個疾控中心最高危的地方。北京所有確診病例的咽拭子都在這里接受復核；現場采集到的環境樣本，同樣要送來此處，這里是名副其實的“紅區”。

　　界定病毒存在與否的方式有很多，核酸檢測是金標準。這項技術就像一面照妖鏡，通過讀出新冠病毒穩定而獨特的兩個基因片段，驗證人與物是否被這肉眼不可見的微小生物所侵染。

　　首輪疫情時，“照妖鏡”遠沒有這么多。最大一次規模的核酸篩查，數量是1700人次，放在現在看，是微不足道的數字，但在當時調動了半個北京城的疾控力量。吃力之處，主要在實驗室的檢測能力——當時，北京市疾控中心也只有6臺PCR(聚合酶鏈式反應)儀，日常主要承擔流感、諾如、鼠疫病毒等的檢測工作，行有余力；新冠一來，中心實驗室病毒檢測單日最高量達600多份，在聚集性疫情面前，這個通量也捉襟見肘。

　　當時，核酸檢測還不是一個全民皆知的詞匯，就連疫區中心的武漢，也沒有進行大規模的核酸篩查。短短幾個月后，“核酸了么您吶？”“陰著吶！”成為北京的民間段子，一個集中監測點的日采樣量，可以直逼一萬。

　　截然不同的檢測能力，是迅速、大范圍開展篩查的基礎。

　　“對比這兩波疫情，第一波是散發、單個的病例，來源清晰，我們卡好入口的點位，有針對性地進行檢測；新發地是突如其來的本地疫情，由一個病例引出一個市場，這個市場體量之大，所波及到的人群之廣，如果沒有即時介入，后果不堪設想；但如果不能立即得到核酸檢測結果，戰線必定會拉長。”王全意說，“我們在上一輪疫情時積累的經驗、兩個月‘空窗期’中積攢的資源，是這次快速應對的基礎。”

　　首輪疫情平息后，為了防范可能到來的秋冬季疫情反彈，北京對核酸檢測進行布局。

　　今年4月，北京世紀壇醫院的空地一隅搭建起了白色的方艙實驗室，以往要送往疾控的鼻咽拭子標本，可以在醫院接受初檢；北京同仁醫院急診樓的一片病房被改造為實驗室，原本，醫院檢驗科只有數人持有PCR檢測資質，“新冠”以后，二十多人接受了培訓。

　　隨著疫情防控推進，核酸檢測的規模不斷擴大。最初，只有新發地相關人員接受檢測，之后，新發地周邊地區、封閉小區、中高風險地區乃至一些低風險地區的居民也開始接受檢測。在醫院，核酸檢測門診成為最火爆的科室，人們出于篩查、就醫、出京等動機，將號源一掃而光。

　　“西城大爺”確診時，北京有98家機構可進行核酸檢測，日檢測量超過9萬人份。

　　支撐這些龐大的檢測需求的，除了硬件，還有軟件。

　　6月20日，西城區新街口集中采樣點首次面向普通居民開放。市民張開嘴，護士會手持兩根采樣棉簽采集咽拭子，之后，一根放入單管，一根放入混采管——混采管內共收集5人的樣本，首先接受檢測，如果陰性，5人同時“放行”；如果陽性，對應的5個單份樣本接受二輪檢測。

　　這一極大提高核酸檢測效率的方法能在北京推廣，有賴于三個月前的標準儲備。

　　北京市疾控中心質量管理辦公室主任穆效群回憶，今年3月底，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德國有了混合采樣檢測的方法，著手進行評估。他們設計了實驗，通過對弱陽性樣本的檢測，評估混采對靈敏度的影響。隨后調整了指標，將德國5-10份混合量控制在3-5份，且為了保證陽性率，最終確定在采樣環節而非檢測環節對標本進行混合。4月，混采指南出臺，之后，所有具有資質的機構，都可以據此來采樣檢測。

　　在諸多加持下，6月11日到7月7日，北京得以完成超過1100萬人次的檢測量。

　　“百米沖刺”的長跑

　　從前方到后方，幾撥人馬都在埋頭苦干。

　　對新發地市場和京深海鮮市場的環境采樣，持續到7月，每多一份陽性，就多了一條溯源的線索。翟曙光和同事經歷了“冰火兩重天”。新發地占地1680畝，每一個角落都被他們用腳步丈量過。戶外烈日當空，穿著猴服來回走動和采樣，像裹著保鮮膜蒸桑拿；冷庫是另一種滋味，最低溫度為-20℃，人在里面待兩三分鐘，就會凍到全身僵硬。從業以來，他們從未與這么多“動物”打過交道，光某一種水產品就采了近兩萬條。高溫天氣下，無人問津的肉品、水產、蔬果不斷腐爛，空氣中逐漸彌漫起濃厚的臭味。

　　采樣是與時間賽跑，一人一天的工作時間長達十多個小時，接連的通宵作業，讓人呼吸不暢、視線模糊。他們在市場消毒了一片空地，隊員“下場”脫了防護躺在地上，就一動不動了。

　　每當一個病例出現，流調隊伍就要啟動新一輪的破案。從發病開始往前推4天，所有密接者要控制起來；往前推14天，每天的行動軌跡要捋清楚。很多時候，患者的記憶不會巨細無遺，他們要耐下性子，引導對方一點點回憶起來；付款記錄、小區地圖、場所錄像，都是他們要搜集鉆研的信息，既往感染病例，也要了然于心，以便隨時與后發的病例進行對比。

　　“完整的流調拴著兩頭，一頭是溯源，找出誰傳染的他、這個傳染源有沒有控制，一頭是追蹤，他接觸了誰、可能傳染給誰。哪一頭沒有找到，都意味著疾病有繼續傳播的風險。”流調組組長葉研說，“這些人是主動就醫感染的？還是流調溯源被查出來的，是突然出現的，還是在隔離點內發病的。流調一出，我們對疫情發展的趨勢也能有所分析。”

　　現場采回的人與環境的樣本，最終送回實驗室接受檢測；北京一百多家檢測機構的質量控制，也由這里把關。

　　短短幾個月，北京市疾控中心的PCR儀數量翻倍，也增添了新的抗體檢測、核酸提取儀器，實驗室被占得滿滿當當。工作量也明顯增多，之前，這里最高日檢測量是600份，現在達到2200份。機器連軸運轉，一天24小時，PCR儀始終閃爍著光；人也在24小時不間斷接力，制備反應試劑、提取病毒核酸、跟蹤檢測結果……實驗沒做完，三級防護區不能隨意出來，穿著猴服又憋又悶，累極了，張代濤和同事就歪在地板上瞇一會兒，“打地鋪”成了常態，后來，他們索性往負壓實驗室里扛了兩床被子。

　　北京的疫情得到了迅速控制。

　　6月13日與14日，北京新增確診36人，這個數字成為峰值。之后，新增數一路下跌，6月21日，首次降至個位數。

　　但疾控內部工作沒有變得更輕松。王全意仍然回不了家，有時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

　　“新發地疫情的挑戰在哪里？一是來得突然，短時間要應對一個復雜的局面；二是涉及區域大、風險人員分布廣、物品傳播也廣、病毒傳播路徑復雜，疫情控制難度大。”王全意說。根據疫情傳播的規律，早期的病例，都與牛羊肉大廳等有直接關系，到后期，這種“強關聯”越來越弱，尋找傳播鏈的難度也越來越大。

　　隨著居民日常生活步入正軌，活動軌跡變得復雜，也給流調帶來挑戰。“1-2月份，大家的軌跡基本是家——醫院——家，比較簡單，現在大人要上班、孩子要上學，工作之外要出去逛街、聚會，活動場所與接觸人群與之前完全不同。有時候單憑疾控的力量，也顯得局促。”

　　后期，一些零散案例的出現，也如平地驚雷。

　　7月2日，石景山區萬達廣場一名女子哭喊“他們說我是陽性”的視頻在網上瘋轉。之后，她被確認為無癥狀感染者。

　　疾控公布的她的行動軌跡，比“西城大爺”更加復雜：6月14日在新發地市場關卡處短時停留后，由于先兆性流產等原因，相繼前往6家醫院就診、檢測，陽性結果得出前，還去過民政局、商場、海淀某居民小區，涉及海淀、朝陽、豐臺、石景山等多區，密接者超過200名，流調報告寫了六十多頁，遠超“西城大爺”。但在所有感染者中，這個數不是最多的。

　　“除了人，還要關注物品，北京有大量的餐飲企業、單位食堂、農貿市場從新發地進貨，可能帶回被污染的食品，這些食品有沒有清理干凈、會不會再次引發傳播？這比找人更難識別。”王全意說，次生傳播成為后期防控重點，新增病例數雖然下降了，但工作難度反而增加，帶來莫大的壓力。

　　壓力之上是成績。

　　7月6日，新發地相關疫情暴發的第26天，北京新增病例歸零；7月7日、8日，零新增繼續維持。而在王全意看來，收官階段，更要穩住。

　　“從1月開始，整個中心就進入了高強度的工作狀態，一直在百米沖刺，跑了幾千米了，大家都很疲勞，但是沒有退路，不能放松，一放松就前功盡棄。”王全意說，“現在到了最吃力和最要堅持的時候，我們能做的，是保持工作節奏，不要手忙腳亂，集中精力，把最重要的傳染源控制好、密接管理好，將‘新冠’圍剿干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