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宋金時期，我國北方圖書出版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出版的圖書種類涵蓋經史子集各部，圖書流通范圍不斷擴大、形式不斷創新，圖書印刷技術有所改進，印刷質量可與南宋相媲美，在中國古代圖書出版史上占據著重要位置。眾所周知，書籍是人類社會傳播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圖書出版作為一種文化傳播活動，總是受到經濟社會發展、特定制度環境、文化教育、社會心理等的影響。因而，從傳播學的視角來探討金代圖書出版與流通的背景與歷程，不但有助于深入理解金代書籍出版興盛的原因，亦能幫助我們認清其與金代社會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其意義與作用顯而易見。

　　女真人起源于白山黑水之間，在遼朝時期處于契丹族的統治之下，長期處在半游牧半漁獵的部落發展階段。完顏部統一女真各部后，阿骨打帶領女真人在反遼斗爭中迅速崛起，并于公元1115年建立了政權。建國之初的女真人尤其是上層統治集團，通過與漢族先進文化接觸，意識到了文化對于鞏固政權和民族發展的重要意義，因而集全國之力搜羅遼與北宋的圖文書籍，網羅北宋的雕版印刷工匠，表現出了支持圖書出版、進行文化傳播的強烈愿望。清人趙翼指出：“蓋自太祖起事，即謂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為之。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文之士，敦遣赴闕。（本紀）又以女直無字，令希尹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國語，制女直字，頒行之。（希尹傳）是太祖已留心于文事。”（《廿二史劄記校證》卷28）因而，在公元1121年金對遼發動全面攻勢時，太祖阿骨打特別下詔，“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并先次津發赴闕。”（《金史》卷2）體現了對圖書典籍與發展文化的高度重視。

　　不僅如此，金朝統治者還制定并執行了一系列推動圖書流通、促進文化傳播的政策。通過國子監刻印“五經”、十七史頒發各官學，自上而下傳播漢文典籍。金世宗時還設譯經所，大力倡導以女真文翻譯漢文經史刻印出版，在女真人中以本民族文字來傳播漢文化。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譯經所先后譯出《易》《書》《論語》《孟子》《老子》等經史書籍15種。還特“以女直字《孝經》千部付點檢司分賜護衛親軍”，上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金史》卷8）金朝還出版了一系列女真字童蒙書籍，如《女真字三字經》《女真字百家姓》《女真字姜太公書》等均有刊行。

　　隨著金朝各方面統治制度的漸趨完備，科舉制度也得以不斷完善，在某些方面比遼甚至南宋還有所突破。金代的科舉取士范圍與前代相比有所擴大，允許奴隸放良后參加考試，取消了遼、宋時期巫醫之家不得應舉的規定，舉人只要所犯罪刑不重的，可以聽保應試，在任官員只有小的過失不至犯罪的，都可以參加考試，放寬了對應試者的身份和資格限制。金代還取消了科舉取士的地區界限，客籍外鄉者可以隨時到所在州縣應考。還在金世宗時期設立女真科舉，為女真人開辟了一條新的入仕途徑。金代獨具特色的科舉制度，一方面激發了人們對科舉的熱情，使好學之風成為當時社會主流風俗之一。另一方面則使科舉考試用書出現了較大的缺口，直接推動了相關圖書的出版與流通。

　　女真族建立政權以來，歷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教育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我國家應天順民，雖馬上得天下，然列圣繼承，一道相授，以開設學校為急務。以愛養人才為家法。以策論詞賦經義為擢賢之首。天涵地育，磨礪而成就之”（劉渭：《重修府學教養碑》，見張金吾：《金文最》卷82）。在此背景下，不僅政府主持的官學教育獲得較大發展，私學及家庭教育亦興盛非凡，形成了一種崇學重教之風。正如元好問所言：“文治既洽，鄉校、家塾弦誦之音相聞。上黨、高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樂為之者。化民成俗，概見于此。”（《元好問全集（增訂本）》卷32，《壽陽縣學記》）如此崇文好學風氣之下，教育與考試用書需求大增。民間書坊也大量刻印經史類考試用書，如寧晉荊家書坊主營科考類書籍，二十幾年間不斷刻印“五經”銷售，即使戰亂時期，也還將板片埋入地下，以備日后重新刊刻經營。

　　金人對宋朝一些名士的作品非常傾慕，故此類書籍及受其影響的圖書在金代廣為傳播與出版。孔氏家譜《孔氏祖庭廣記》廣為流傳，“凡縉紳之流，靡不家置”（張金吾：《金文最》卷14，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序》）。蘇軾的作品在金朝也很受歡迎，《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流傳頗廣。金代詩人受其詩歌創作思想和藝術手法的影響，也創作出許多剛勁清新、通俗質樸的作品。“爾時蘇學盛于北，金人之尊蘇，不獨文也，所以士大夫無不沾丐一得。”（翁方綱：《石洲詩話》卷5）

　　金人對藝術的追求與欣賞，也推動了此類圖籍的出版與傳播。金代刻印的版畫《四美圖》描繪的是我國歷史上四位不同時代的美人，分別是趙飛燕、王昭君、班姬和晉代石崇的愛妾綠珠。版畫構圖富于變化，人物衣袂飄飄，面容生動自然。《義勇武安王圖》（關羽像），圖像端莊肅穆，威武逼人。此外，金朝還開始了彩色印刷的嘗試，這是元代套版印刷方法發明之前的重要發展，其代表彩色版畫《東方朔盜桃圖》成為我國印刷史上的重要作品。

　　宋金元時期流行一種說唱藝術諸宮調，是市民日常娛樂的內容之一。諸宮調在金朝的發展，為后來北方雜劇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近年發現于甘肅黑水城的金代書坊刻本《劉知遠諸宮調》證明了這一史實。此本不僅在金境內銷售，還傳到了西夏，說明此類書籍的出版數量較大，可以滿足對外交流的需求。此外，據史料記載，金代還刻有《西廂記諸宮調》，只是今天還未見到刻本實物。但是可以推斷，金代書坊出版了許多戲曲腳本，已經成為當時的暢銷書。

　　書籍和書籍傳播是人類社會與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文化傳播的一種形式。反之，書籍的產生與流通又促進了文化傳播和社會發展。縱觀金代的書籍出版史，其發展與繁盛也對金代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一作用主要體現在對文化、教育及醫藥等發展的推動和對金代社會漢化進程的推進。

　　金朝建國以前，由于女真人尚未創制本民族的文字，使本民族文化和歷史的記載幾乎接近空白。因而與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兩宋相比，金朝的文化處于非常落后的狀態。金朝建立后，統治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和發展圖書出版業，以改變文化落后的不利局面。金朝建國之初便開始著手編纂《祖宗實錄》，此后陸續修纂了各帝實錄，編纂了《遼史》《續資治通鑒》等史書，在史學編纂上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同時，許多經書的注解類著述開始不斷面世，有力推動了金代文化教育的發展。金代經學研究成就比較大的有趙秉文、李純甫、王若虛等，其中趙秉文的《易叢說》《中庸說》《論語解》，李純甫的《鳴道集說》《楞嚴經外解》《老子解》，王若虛的《五經辨惑》等，均具有較大影響。

　　此外，金朝出版的醫學典籍對中醫學理論發展也作出了較大貢獻。劉完素、張從正等改變了傳統以辛熱之劑為主的用藥方法，創立了我國古代醫學界的寒涼派與攻下派，撰寫并出版了許多醫書來闡述病理及治療方法，如《素問玄機原病式》《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傷寒直格》等。金代醫學著作成果豐富，還有《內經運氣要旨論》《醫方精要宣明論》《傷寒明理論》《針經指南》《習醫要用直格并藥方》等。這些醫書多次刊印，治病之方淺顯易懂，在民間獲得認可并廣泛傳播。如劉完素的醫術之高明，從當時人對其所著《傷寒直格》的評價可見一斑，“治病之法盡于此矣”，“讀之使人廓然有所醒悟”，“用藥次第，悉皆蘊奧，精妙入神”，“雖古人不是過也，雖軒岐復生，不廢此書也”。故而傳播效果極好，“人人家置一本可也”（張金吾：《金文最》卷42，楊威：《保命集序》）。

　　金朝統治者鞏固政權、對外開疆拓土的過程，也是金代社會逐漸漢化的過程，圖書典籍在其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女真族在滅亡遼宋以后，漢文圖書典籍在上層的流通儒化了統治者的思想，促使他們采用宋朝的政治制度，認同并漸趨接受中原文化。金熙宗學會了吟詩作賦、交際禮節、象戲博弈，生活方式、思想意識逐漸漢化、儒化，“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大金國志校證》卷12）。海陵王完顏亮“嗜習經史，一閱終身不復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著而慕之”（《大金國志校證》卷13）。從而促進了女真社會的政治變革和文化藝術的進步，加速了金代社會的發展和漢化進程，使之獲得“一掃五代遼季衰陋之俗”“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的美譽。

　　由上觀之，金代書籍出版的發展既是金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的結果，也是金代社會發展演進過程中的助推因素之一，圖書出版與傳播和金代社會文化發展之間是雙向互動的關系。從深層次角度分析，正如向燕南等學者在《歷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一書中所講，“公元10世紀到公元19世紀中葉中華民族各民族間的認同傳統”，“無論是在歷史認同方面，還是在文化認同方面，都有著突出表現”。這一問題折射出了作為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政權之一的金朝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通過支持圖書出版積極汲取中原文化營養，并最終融入中華傳統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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