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擁有3500年的筑城史，既是一座書寫著文明與史詩、見證著輝煌與夢想的城市，又是一座歷經災疫等磨難而昂揚不屈的英雄城市。在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封城的兩個多月中，武漢人民不畏艱難、剛毅頑強、團結奮戰，讓全國全世界看到了他們的堅韌不拔、高風亮節。在武漢解封之際，本版特刊發兩篇文章，深入闡釋武漢“英雄城市”的文化性格、武漢人民英雄精神的鮮明標識等，從而進一步了解這座城、這群人的特質與情懷，并向武漢同胞的堅持與努力、犧牲與奉獻致敬。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漢成為全國人民心中最大的牽掛。武漢封城兩個多月，武漢人民識大體、顧大局，不畏艱險、頑強不屈，自覺服從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動投身疫情防控斗爭，作出了重大貢獻。習近平總書記在武漢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時指出：“武漢是英雄的城市，湖北人民、武漢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歷史上從來沒有被艱難險阻壓垮過。”武漢人民的英雄精神何來，武漢這座城市的英雄氣質何在？

　　武漢兼有“北雄南秀”的文化屬性

　　武漢地處中國的地理中心和荊楚文化的核心區。從空間軸上看，武漢是雄渾的北方文化形態與靈秀的南方文化形態的交匯之地；從時間軸上看，武漢是中華農耕文化形態與近代工業文化形態的碰撞之地，具有多元文化匯聚包容、闊大開放的氣象。“北雄南秀”的文化屬性塑造了武漢人的獨特氣質。

　　第一，武漢文化繼承了荊楚文化不屈不撓、不勝不休的精神內核。在兩千多年前的荊楚大地，楚人在與中原諸夏和南方蠻夷各部的激烈對抗中發展出“不勝不休”的族群特質。公元前675年的春天，一生戰功赫赫的楚文王在津地（湖北江陵縣南）與巴人戰敗，當時守衛郢都城門的楚大夫鬻拳緊閉城門，不讓楚文王及其軍隊回城，楚文王不得不重新整軍奔向黃國，在踖陵（河南潢川西南）大敗黃國軍隊后才班師回國，并在回國的路上病逝。鬻拳隨之自殺以殉。歷史雖然遠去，但這一精神一直流布于荊楚大地上、流淌在武漢和湖北人的血液里。2600年后，在距離武漢東邊100公里處大別山的紅安，兩百余位將軍出自同一個故鄉，他們舍生忘死、不屈不撓、忠誠堅定、不勝不休的英雄品質，為共和國的誕生和20世紀中華民族的崛起建立了不朽的功勛。正是憑著這種精神，英雄的荊楚兒女在1998年洪災面前屹立不倒，取得了抗擊百年一遇的長江流域特大洪水的最終勝利。可以說，堅強的意志力和果敢的決心充分體現了武漢人民的英雄品格。在這次因疫情封城的兩個多月里，武漢人民服從國家抗疫大局，咬牙堅持，向全國全世界展示了武漢人民的堅強意志和高風亮節。

　　第二，南北文化交匯、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培養了武漢人的創新精神。在全國范圍內，武漢是南北兩大文化圈的交匯地，也是南北兩大文化圈的邊緣性交叉地帶。中原正統儒學與荊楚士風民俗的融合，形塑了武漢人既注重現實又追求理想的精神品格。

　　武漢憑借長江流域的心臟位置，成為中國商品的一個重要集散地和對外貿易樞紐，與上海一起，成為近代中國現代性發育最早的核心城市和長江文明的核心區域。1861年漢口開埠，西方工業文化的因子逐漸融入長江文化，武漢開啟了由傳統商業市鎮向近代貿易都會轉型的歷程，奠定了武漢作為中國中心城市的基本格局。20世紀50年代，武漢鋼鐵廠、武漢造船廠、武漢重型機床廠和武漢鍋爐廠等“共和國長子”企業的相繼建立，近代工業文明的積淀和蘊蓄，使得武漢進一步確立起中國內陸的中心城市地位。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9年，103位“無業”人員在漢正街正式上崗，摸索建立了漢正街小商品市場，拉開了我國城市商品流通體制的改革序幕。這種積極承擔、敢于創新的精神積淀成為武漢開放創新的城市性格，成就了武漢長江中游現代化引領者的特殊角色。

　　第三，商業化經濟方式塑造了武漢人樂觀豁達、不保守不排外的心態。武漢依水而興，因商而名。重商文化結構及商業性功能結構，支撐了武漢市民文化形態的穩定性、歷史發展的傳承性和精神建構的獨特性，形成了武漢市民獨有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特征，即務實與浪漫相統一、渾厚與精明相統一、謹慎與靈活相統一、持守與通變相統一。商業性功能城市性質塑造了武漢人對于秩序、自信、身份、娛樂、市容風貌和城市空間結構等文化概念的理解，在市民身上展現出獨有的“漢味漢調、漢風漢韻、漢式漢俗”，塑造了一種以平民生活為基礎，體現于中外文化和南北文化的交流互動之中，涂抹著傳統與現代相交織色彩的平民文化。這種文化善于通變而任放，善于創化而兼蓄，有一種在包容中流動和超越的氣度和魄力，有助于把握機遇，以開放的心態和進取的精神推進改革和創新。因此，武漢人在開創新局面的過程中，重實功不重虛名，表現出生機勃勃的主動性，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執著的追求、勇毅的性情。在這樣的人格模式中，他們平日處事接物淡然自立、崢嶸不顯，但一遇大事，則立見其剛強之性，轉變為大破大立的歷史創造者。

　　“大江大湖”造就了武漢雄闊的城市性格

　　武漢位于千湖之省的腹地，長江穿城而過，擁有世界罕匹的自然生態條件。早在新石器時代，這里就是華夏民族的稻作農業區，這種生態環境和經濟方式深刻地影響著武漢城市的文化性格。

　　第一，天文、地理、水文和人文等因素塑造了“大江大湖大武漢”的城市符號和江城印象。著名文化史家馮天瑜教授提出了從文化史上標識城市定位的“四維”（天文、地理、水文和人文）解釋模型。武漢在中國內河航運中的位置，正所謂“江漢西來于此會，朝宗東去不須分”。清初思想家熊伯龍稱漢口為“九省通衢之地”。毛澤東“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名句，突出了武漢在連通中國南方與北方的地理優勢，也凸顯了武漢闊大的氣勢。

　　美國學者R.E.帕克認為，“城市的空間分布特性決定了人類社會關系的表現形式”。悠長深厚的長江文化通過“江漢交匯、三鎮鼎立”的空間載體化和符號化，嵌入華夏族群的記憶之中，使得特定地理空間在文化學上建構了武漢“大江大湖”的象征意義。這一地理因素深刻影響到武漢社會文化心理結構，支撐了武漢人的歷史眼光和宏大抱負。“昔賢整頓乾坤，締造多從江漢起；今日交通文軌，登臨不覺亞歐遙。”晚清張之洞為武昌奧略樓所撰的這幅楹聯，道出了蘊藏于武漢人心中的宏闊氣魄。

　　第二，歷史上民族重大事件的“武漢在場”，構筑了武漢人和中國人的集體記憶。武漢開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底蘊，以及切入全球現代化進程的主觀努力，使武漢在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的關鍵節點上成為重要參與者和引領者。

　　武昌首義的功績彪炳史冊。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武漢北伐戰爭的勝利、武漢會戰等歷史進程中，武漢與獨立、民主、富強的民族現代化進程緊緊聯系在一起。孫中山《建國方略》認為：“至于中國鐵路既經開發之日，則武漢將更形重要，確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為武漢將來立計劃，必須定一規模，略如紐約、倫敦之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一五”計劃期間，武漢建成萬里長江第一橋。“風檣動，龜蛇靜，起宏圖。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每當歷史的重要關頭，武漢的“在場”讓中華民族的這些重大敘事與武漢這一地點相連。“地點”變成了一種族群記憶的框架，在武漢這個“地點”實施的國家重大項目，經歷的國家重大事件，構成了武漢人形成家國情懷、連接自我身份與族群身份的橋梁。

　　第三，生生不息的內生力量。武漢依長江而興，源源不斷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塑造了武漢城市的經濟結構，造就了一批具有包容開放和開拓進取精神的漢商群體。商人組織和社會力量參與城市自治給武漢的現代化進程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動了武漢城市的現代性發育。美國學者羅威廉曾評價近代漢口達到了“晚清中華帝國城市化的最高水平”。漢口商會支持辛亥首義，呼吁罷市支援五四運動，賑濟1931年漢口水災，捐助1938年武漢會戰，均表現出漢商群體的奉獻與擔當。民國時期漢口商人沈祝三傾盡家財建設武漢大學校園，留下一段破產助學的歷史佳話，體現出漢商的頑強品質。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以武漢大學校友為主組成的楚商聯合會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一大批校友企業紛紛開展全球采購，迅速構筑起一條生死時速的醫用物資運送通道，傳承了荊楚文化的忠誠勇毅品質，展現了漢商的社會擔當與國家大義。

　　第四，商業性功能城市造就了流動、開放和包容的市民文化。伴隨著商業流通的是城市移民，近代以來，移民人口構成了漢口的市民主體，“此地從來無土著，九分商賈一分民”。商業流通帶來巨大的信息量，帶來頻繁的文化交流以及外地的文化多色調。“商賈輻輳，雜有吳越川廣風。”“適口則味擅錯珍，娛耳則音兼秦趙。”

　　商業的通道即是文化的交流渠道。1891年4月21日，俄國皇太子（即后來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出席了在漢口列爾賓街（即今蘭陵路）舉辦的俄商新泰洋行紀念開業25周年慶典，盛贊“東方茶港”的貢獻：“萬里茶路是偉大的中俄茶葉之路；在漢口的俄國茶商是偉大的商人；漢口是偉大的東方茶葉港”。以漢口為中心的萬里茶路，既是中國向歐洲輸出的重要商路，又是一條中國文明向歐洲傳輸和歐洲文明向中國傳輸的文化線路。這種文化因子經過經濟生活方式滲透進武漢城市肌理，形塑了武漢城市流動、包容和開放的城市性格。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21世紀影響全球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更是武漢這座城市的歷史記憶。武漢人民在疫情中展現出來的不畏艱險、頑強不屈等優秀品格，必然內化為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形塑這座城市的當代城市形態，并長久地影響這座城市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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