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這是我國處置非法集資方面首部專門的行政立法，標志著我國依法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進一步納入法治軌道。

　　當前，我國非法集資形勢依然較為嚴峻，從早期的“萬里大造林”“蟻利神”，到近幾年的“e租寶”“泛亞”“善心匯”“善林金融”等一大批全國性重特大案件，不僅涉案集資金額怵目驚心、參與集資人員數量驚人，而且伴著互聯網快速發展呈現出“上網跨域”的特征。一些不法分子打著“金融創新”“經濟新業態”“資本運作”等幌子，推出了迷惑性更強的“金融互助”、消費返利、養老投資等非法集資模式，甚至引入傳銷等手法，犯罪更加隱蔽，層級擴張更快，傳染性更強，鏈條鑲嵌更復雜，事件處理更加困難。據統計，2019年，我國共立案打擊涉嫌非法集資刑事案件5888起，涉案金額5434.2億元人民幣，同比分別上升3.4%、53.4%。防范處置非法集資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針對這些非法集資亂象，此前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的防范和處置政策，各地區各部門也采取有力措施嚴厲打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打擊非法集資犯罪的前置性行政法治手段依然不足，需要通過行政立法賦予地方政府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的職責，并通過立法明確其分工和建構行政執法隊伍及執法機制，逐級壓實地方主體責任來實現防范和處置關口前移，來達到從源頭治理的目的和減少非法集資案發數量的目標。

　　為此，此次《條例》明確規定省級政府對本行政區域內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負總責，明確地方各級政府、行業主管部門、監管部門職責分工，在市場主體登記、互聯網管理、廣告和資金監測等方面完善防范機制，規定了調查處置中的強制措施，強化監管問責，這些規定旨在通過依法行政的法治方法實現對非法集資“早發現”“早處置”以及“防打結合”“打早打小”的治理目標。

　　綜觀一些非法集資案件，其中有被欲望驅動、搖唇鼓舌而前赴后繼身陷囹圄的集資違法犯罪者，有期盼一夜暴富的投機者、蠢蠢欲動的渾水摸魚者，也有掉入非法集資陷阱導致傾家蕩產、孤獨無助的受害者，但讓外界驚詫的是，還有一些投資者即便頭撞南墻也不回頭，仍要繼續參與非法集資，這使得非法集資中呈現出“鐮刀揮過來，韭菜迎上去”的令人錯愕的場景。對于這種“參與非法集資獲利歸己，失去本金找政府”的問題，就需要通過強化“投資有風險”的宣傳教育和“責任自擔”的法治處置方法進行治理?！稐l例》在此方面也強化了地方各級政府、金融機構等對防范非法集資的宣傳教育職責，即通過加大宣傳教育力度，不斷提升公眾對非法集資的防范意識和識別能力。

　　同時，《條例》還對非法集資的行政、刑事責任和資金清退、非法集資參與人應承擔后果等作出規定，明確了處置非法集資的調查措施，賦予了相關職能部門處置涉嫌非法集資行為需要的行政強制措施，明確了涉嫌犯罪的移送程序和配合義務，構建了對非法集資進行行政處理和刑事打擊的銜接機制。同時《條例》明確了清退集資資金來源和依法穩妥做好追賬挽損、清退資金等善后處置工作，著重強調處置非法集資過程中維護社會穩定的職責，力保處置公眾合法權益不受損害，注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對自身合法財產的安全感。

　　面對當前非法集資“新案高發與陳案積壓并存”的嚴峻形勢，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不僅需要政策的支持，更需要法治方法的治理。通過立法明確政府部門、行業部門以及監管部門的防范處置非法集資的法定職責，體現了“法定職責必須為”的要求。更為重要的是，《條例》改變了原來處置非法集資主要依靠刑事打擊的做法，注重源頭治理、標本兼治和全鏈條治理，構建出行政防范處置與司法打擊懲治并重并舉、有機銜接的格局，這對建立多層次的非法集資處置體系，更好保障投資者合法權益均具有重要意義。一言以蔽之，處置非法集資，法治方式不可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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