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多年間，各地以減災社區、平安社區推動了黨建引領、條塊改革、網格精細治理、協商民主等多方面賦能建設。故此，基層社區才能在2020年公共衛生危機中大顯身手，持續筑牢防控基線。當下的疫情形勢使防控任務不減，需要從長遠計強化社區韌性治理。

　　20世紀80年代以來，“韌性治理”從心理學、工程學領域逐步擴展到城市治理領域，成為學術界的關注熱點。這一理念超越了傳統危機管理與災害學以問責免職閉環導向為主線的災害治理模式，更關注長期戰略。主要包括恢復危機前原狀、削減風險因子與冗余、優化治理規則和內部職權配置，架構應對衍生風險的制度和規則。所以，韌性社區治理是一種在危機治理經驗基礎上，提升減災備災防災、優化制備資源配置為特征的應對模式。此次公共衛生疫情啟示應急管理須與更廣泛經濟模式變遷、生活方式領域變革相聯系。作為社會治理的“末端神經網”，基層社區首當其沖。可以說，2020年世界疫情開啟了基層社區韌性治理元年。

　　就常態而言，危機治理和韌性治理位于戰平狀態的兩端，兩者形式類似又具有明顯差異。危機治理是將危機分解為可計算的流程、規程化應對環節以減損、補償的思路；而韌性治理表現為新類型危機出現，危機學習周期變異導致治理主體適應性不足時，采用長期與潛在風險共存，并在反復危機沖擊下不斷校準，保持社會組織與治理規則翻新率與社會治理的高敏銳度。危機治理更符合短期災難應對；韌性治理則屬長期復原和抗逆的思路。此次疫情沖破了醫療認知邊界，倒逼治理創新，在社區治理層級推動粗放虹吸向加速人才布局轉移，加速資源重組和可替代性檢驗，統合條塊治理格局，暫歸一元嚴控。從中可以觀察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局下，基層抗風險實踐的張弛有度。

　　新時代我國社區韌性治理亟須從下述三方面加強：

　　首先，高負荷群體保障：思路亟待轉換。此次公共疫情以前所未有的形式、頻度沖擊基層單元。當下的社區不能止步于處理危機，而應優化治理思路，應以社會失衡的扶正公義角度出發對高負荷群體提供保障。此次危機群體大量承擔救助的基層醫療、治安、交通系統的工作者，一年來處于高負荷、多突變工作周期下，其身心恢復和維護應該提上基層社區救護日程。如傷殘醫護家屬中老人托管、子女教育工作、回歸社區身心恢復建設等保障，都亟須盤點社區冗余資源、協同駐街單位多元主體、復核基層社區網格觸角，調整微觀治理布局切實履行社區輔助工作。

　　其次，危機雙環學習：視野尚需擴展。根據危機學習理論，韌性治理具備危機雙環學習視野。運用危機學習應付未來危機潛在威脅，亟須推行治理模式與規范的變化。危機治理習見的解決、反思、問責與善后的單環學習模式，亟待改為危機雙環學習思路下的檢驗、復盤、再測試循環。對于社區管理者而言，傳統危機擅長一元權威防控的思路，也需擴展視野，接受“后疫情時代新秩序”孕育時漫長的常態和新常態交替共存階段，迎接后風險時代治理變革。

　　以教育系統的改變為例，網課啟發了與遠程教學、教育公平相關的創新舉措。在現代職業的緊張節奏暫時放松情況下，有不少公眾回歸了家庭倫理、親倫信任的主線，也有家庭面臨社交空間縮減引發的信任反思；在疫情數據高頻曝光采集的常態下，精準布防與個體數據倫理、防止涉疫歧視提上日程。借消費扶貧的“東風”，網紅符號消費等成為新經濟短期風向標，卻尚待民法典的全面推進下繼續織就法治社會的密網。除此類短期策略外，新冠病毒超常規變異速度和頻度，意味著回歸常態的期許將被“隔離-連結”交替的經濟、社會生活模式取代，促進新業態、新技術、制度治理、法規等領域長周期創新試驗。而社區治理單元作為管控、推動、構建新生活秩序的一線，治理試驗反饋快、創新成本與試錯成本小，正是傳播韌性理念、開發韌性文化與經濟產品，梳理基層治理規則適用度最敏感的治理區域。基層立法聯系點、社區綜合治理中心、社區協商議事會都應充任維穩、綜治、立法回應性高的機構與民意觸點。

　　再次，綜合風險要素：資源制備重思。未來社區治理將可能需要在資源相對緊縮、經濟規模與增速放緩的情況下，居安思危，快速調整統籌物資、交通、人力人才儲備等基建方面的短板和弱項。

　　可替代性人、財、物、技術的匱乏與布局錯位，是韌性治理風險規避的重要考量要素。市域治理系統可較少考慮隔離與離散之患，對沉沒成本更高的社區而言，盤點社區資源冗余、新類型風險遺漏、風險過渡區間全要素綜合布局方可以達到“化危為機”。而我國應急預案建設下沉到社區較少，基層風險治理的工程學制備，多于社會規則和文化角度的綜合考慮，這是夯實社區綜合風險治理的關鍵。相關任務大到區域電網升級、疫情隔離管制區輪崗、社區緊急救護區域和交通生命線排查、老年護理力量充裕性，小到社區微信群輿論與謠言治理、涉疫個體隱私保護、用工、醫療救護條款宣導、心理安全救護等工作，需要緊鑼密鼓地準備后備力量，排查治理短板，締造抗風險力強、恢復性強，依賴性小的社區基建組織系統。

　　（作者單位：東華大學（原紡織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