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慎金融監管制度化是一種稀缺的動態公共品資源，如果使用得當，可以為宏觀政策在系統性風險出現之前提供預先敷設的時間緩沖區。過去幾年，我國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下手早，一些重點風險領域、高風險金融機構以及重大金融風險專項的化解都在序貫意義上做到了較為合理的安排處置。尤其是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無差別打擊所有國家的時候，審慎金融監管讓我們感受到了預設制度緩沖區的優勢。

　　過去幾年，中央在國家范圍對銀行業風險現狀進行全面摸底排查，對風險資產和存有隱患環節的經營活動施行緊急處置。2017-2020年我國處置銀行業不良貸款超過之前12年總和，壓降高風險影子銀行業務20萬億元；房地產貸款增速8年來低于各項貸款增速；全網貸運營的P2P機構全部歸零。這些措施使我國銀行系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和兩類風險撥備資金都較好地落到了實處。

　　國家對超前風險處置的效果是明顯的。中國社科院《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20》披露，我國金融杠桿率已經由2016年年底的峰值逐年下降，到2019年年底回落至2013年的水平。實體經濟部門效果也非常顯著，企業部門杠桿率從2017年第一季度的160.4%下降到2019年年底的151.3%。趕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守住了大銀行系金融體系的系統安全問題，為打贏新冠疫情的國家經濟快速復蘇起到不小的推動作用。

　　但是，審慎金融監管取得的成績還主要限制在金融系統之內，雖然中國金融杠桿率過去幾年已經大幅下降，但如果站在宏觀經濟整體可持續層面思考問題，宏觀杠桿率，即經濟債務總量與GDP之比，具有更重要的思考權重。社科院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中國宏觀杠桿率達到270.1%，與全球杠桿率273.1%接近。“考慮到中國金融企業絕大部分為國有經濟性質，再加上即便是民營金融機構，最終也有一個政府救助問題，因此相關風險損失最終還是要由政府買單。”假定金融機構的80%都由政府來擔保，那么，最終政府部門承擔的金融資產風險為61.3%。換句話說，中國經濟的整體風險在銀行系金融機構基本出清之后，有一部分被趕到了財稅系金融機構。如果地方政府的財務負擔過重，在新一輪經濟增長中，地方政府的資產投資將變得非常謹慎。如果我們的經濟動力機制仍然是投資拉動型的話，中國經濟很可能將會出現較長時間的停滯。

　　當然，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是存在且可持續的，但中國經濟增長向適當較高速度賦能轉型卻存在一定疑問。一些悲觀的研究認為，中國的宏觀杠桿率雖然在全球處于平均水平，但比新興經濟體杠桿率的208.4%高出61.7個百分點。這其實不是問題。中國的債務結構和新興經濟體的債務結構不一樣，而且我們處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階段的跨越點。

　　中國金融監管制度化，這個在世界范圍看具有比較優勢的公共品資源，應該站在前幾年經驗的基礎上適時思考審慎金融監管二次階段的一些重大議題了。新冠疫情之后，我們發現，過去幾年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理解，更多是站在中國視角，以中國為原點觀察世界的。新冠疫情讓我們發現，以國別為單位的經濟增長需要良好的國際合作大環境，積極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沖擊，牢牢守住自己經濟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更需要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上思考。

　　一個兼具風險保障又能維持充分就業的高效金融體系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最重要變量之一。數字技術支持下的聯網共享經濟帶來的數字商品流動性怎樣示范試點，數字貨幣中央頂層賬戶系統怎樣在成本節約的意義上超越低水平的OTC市場清結算方式，“菲利普斯曲線”失靈怎樣在宏觀貨幣調控意義上重新定義公開業務市場機理……這些都是中國經濟和世界新一輪增長面臨的挑戰性問題。（作者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