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年來，由于極端天氣、自然災害、傳染病等突發事件頻頻發生，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重視提高自身抵抗不確定性風險的能力，重視韌性城市建設。特別是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讓我們對城市面臨的未知風險有了更直觀的感受。西方國家最早經歷了城市化，縱觀其城市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面對城市化造成的各種問題時，人們一直在探索解決之道，如提出田園城市理論、現代主義城市理念、從系統論的角度理解城市、可持續發展理念等，“韌性城市”的概念也呼之欲出。那么，什么是“韌性城市”？其理念是如何演進產生的？歐美各主要城市在建設韌性城市方面有哪些探索和實踐？我國應如何建設韌性城市？圍繞這些問題，本版特組織幾位青年學者進行研討，并邀請專家予以點評，以期對我國韌性城市建設提供一些有益參考。

　　與談人

　　李文碩 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系副教授

　　孫海鵬 河北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王瓊穎 蘇州大學社會學院講師

　　主持人

　　徐欣蕊 上海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1.“韌性城市”的內涵和特征

　　主持人：本世紀初，國外學術界將“韌性”（Resilience，也譯為彈性）納入城市和區域研究的范疇，提出了“韌性城市”概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韌性城市”也被作為我國城市建設的目標。請各位老師首先談談什么是“韌性城市”？它具備哪些特征呢？

　　李文碩：“韌性”的基本含義是反彈、回到原始狀態。該詞最早用于工程領域，隨后與系統論相結合，出現了關注生態系統互動關系的“社會—生態韌性”概念。這一概念認為，生態系統所呈現的不是靜止的、平衡的狀態，而是發展變化的狀態。復雜的社會生態系統在應對各種干擾時，應當具備持續不斷地學習、創新、適應和改變等能力。城市是高度復雜的、開放的人類生態系統，既然“韌性”可以應用于生態系統，當然也可以用于城市。按照國際組織倡導地區可持續發展國際理事會定義，“韌性城市”指城市能夠憑借自身能力抵御災害，減輕損失，并從災害中快速恢復過來。它強調的是在面對沖擊和壓力時，城市具備預測、防范、應對沖擊并從中恢復的能力。這些沖擊和壓力既可以是外部突發事件，又包括城市發展過程中自身產生的問題，涵蓋自然災害、公共安全、社會重大事件等維度。城市面臨的風險和挑戰是永遠存在的，所以韌性城市建設也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

　　孫海鵬：打造韌性城市，要求城市規劃者和決策者能夠識別城市有可能遭遇的干擾以及干擾發生的頻率，實際上是要求從單純關注城市增長和效率轉向重視應對危害事件的能力。一方面，如果只關注增長和效率，而忽視了城市在社會、經濟和生態系統等方面的復原能力，將導致城市無法充分應對外部沖擊，長此以往城市系統可能會僵化。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密度高，有大量相互關聯的基礎設施，形成了高度復雜的城市系統，即便是單一危機也可能波及整體。當前，全球性氣候、環境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日漸增高，即便城市依靠技術等手段提高了應對風險的能力，依然會面臨一些新的脆弱性?！绊g性城市”理論就是對城市脆弱性的反應，強調城市系統通過合理準備，能夠具備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實現公共安全、社會秩序和經濟建設等正常運行。從這一點來說，韌性城市與近幾十年來被作為共識的可持續發展有著共同的目標，都是要實現一種應對各類風險調整的穩定性。

　　王瓊穎：從社會—生態互動關系的角度來理解，可以發現韌性城市一般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城市系統的多元性，表現在城市系統功能的多元化、受到沖擊過程中選擇的多元性、社會生態的多樣化以及城市構成要素間存在多個維度的聯系等。其二，城市組織具有高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既體現在物質環境的構建上，又體現在社會機能的組織上，離不開市民的積極有序參與。其三，城市系統要有足夠的儲備能力，一旦系統在突發的干擾中發生崩潰，“備份”的系統可以發揮作用。要達到上述韌性城市所具備的特征，城市不能只依靠物質環境的建設，而要從經濟、社會、環境、制度等多方面著手，讓城市獲得系統性的營建、維護、反應和協調能力。

　　2.“韌性城市”理念在西方的演進

　　主持人：在西方城市發展的歷史上，各種挑戰和風險曾反復出現，人們采取一些措施來應對，因此“韌性城市”盡管是一個新的概念，但在歷史上有其思想淵源和實踐，可以說是對傳統城市規劃理論的繼承與再發展。請問西方城市史中有哪些典型的、應對城市風險的概念？這些概念與“韌性城市”概念有怎樣的關系？

　　孫海鵬：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城市化國家，城市最早經歷了各種風險挑戰，因此也最先開始思考如何規避風險并從中復原。19世紀后期，英國城市的爆炸式增長導致污染、擁擠等“城市病”難題，城市規劃學界開始思考如何從整體上重塑城市發展路徑，從源頭增加應對風險的能力。最具代表性、影響最大的是1898年埃比尼澤·霍華德提出的“田園城市”理念。該理念首先強調“自足”，即核心城市的周圍分布著規模不大的衛星城，城市與城市之間依靠便捷的公共交通相連。其次是重視“平衡”，即田園城市要綜合考慮環境、生活和產業的一體化，城鄉之間要協調發展，城市的擴張尤其不能損害鄉村的發展。“田園城市”并沒有停留在理念上，萊奇沃思和韋林是英國最早建立的兩座田園城市。此后，澳大利亞、比利時、法國、德國、荷蘭、波蘭、俄國、西班牙和美國都涌現出一些“田園城市”或類似稱呼的示范性城市。

　　王瓊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現代主義城市理念是規避風險的另一種典型理念，尤其是在德國、荷蘭和瑞典，希望通過整飭空間形態，從源頭規避城市可能面臨的威脅?，F代主義城市理念認為，傳統的城市空間結構已經不能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求，從而產生了貧民窟等一系列城市病。如果從這些城市病入手，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按照理性原則，使城市空間和建筑的結構與功能適應當代經濟社會生活的要求，才能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良性發展。在現代主義城市理念中，城市按照功能劃分成不同部分，每個部分以單一功能為主。1933年通過的城市規劃文件《雅典憲章》是現代主義城市理念的集中體現，它認為應該從根本上改變土地的使用方式和城市的功能布局，保持“各功能分區之間相互均衡的狀態”。有學者認為，《雅典憲章》是重視城市韌性的典型，因為該憲章追求城市的空間和時間秩序，在城市問題已出現的情況下，旨在通過規劃來使城市避免各種挑戰，達到長久的穩定狀態。

　　李文碩：田園城市和現代主義城市理念是二戰前為降低城市風險而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概念，從規避和應對風險來看，韌性城市與它們有一脈相承之處，都旨在強化調整城市的適應能力。但不同的是，二者都只是從城市空間形態入手增強城市規避和應對危機的能力，前者主張城市與鄉村相融合、后者主張按照功能嚴格分區，認為這樣的城市形態能夠應對城市所面臨的內外部威脅，保障城市健康有序發展。但城市是復雜的生態系統，完全依靠空間布局顯然不能全面培育城市的韌性。而且，無論田園城市還是現代主義城市理念，都沒有擺脫工程韌性的線性思維定式，設想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美好城市的未來景象。它們沒有從城市系統動態演進的角度出發，沒有意識到城市的未來景象并不是固定不變的。隨著城市系統及其面臨的內外部風險日漸復雜，尤其是二戰后，城市研究者對如何讓城市規避風險、應對挑戰并盡快從危機中恢復過來，有了更深的認識。

　　主持人：請各位老師具體談談，二戰后人們關于城市應對風險的深入認識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孫海鵬：城市系統理論是二戰后城市研究中廣泛使用的理論。城市不僅是由人口和產業構成的空間，還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涵蓋了經濟、社會、生態等多個維度。研究者逐漸意識到，要識別和應對可能遭遇的干擾，單純依靠物質基礎設施肯定是不夠的，需要一整套適應性的社會機制，保證公民參與、實現社會平等。經濟多樣性與調整能力、人口構成、社會團體的組織和應變能力，都是城市應對挑戰的重要考量。因此相比于20世紀初，二戰后學術界逐漸開始從系統的角度入手來理解城市如何應對挑戰。1977年底在秘魯利馬通過的《馬丘比丘憲章》認為，功能單一的城市分區會破壞城市的有機性和完整性，提出生活環境和自然環境之間應當保持和諧。這些論述與“韌性城市”的許多基本特征——比如系統的多元性、組織的靈活性——不謀而合，可以說向著今天的“韌性城市”理念又邁進了一步。

　　李文碩：除了從系統的角度理解城市和城市問題，這一時期，公民參與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也就是在城市改造中了解市民的需求，以制定出合理的、科學的方案。20世紀60年代中期，無論是專業的城市規劃人員，還是研究城市問題的學者，乃至政府官員，都意識到公民參與的必要性。美國聯邦政府在1966年啟動了示范城市項目，要求參與項目的城市政府為社區居民參與城市改造提供必要的渠道。英國政府在1968年成立了由住房與地方政府部長阿瑟·斯凱芬頓主持的委員會，以便設計一種公眾參與規劃開發的合適路徑。公眾是城市的使用者，他們切身體會到城市存在什么問題，因此公民參與不但可以激發市民參與的熱情，也可以形成有活力的社會系統。這一點，也是后來“韌性城市”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

　　王瓊穎：人們在應對城市風險的過程中，對風險本身的認識也有所深化。法國數學家勒內·托姆1972年提出的“突變理論”在包括城市研究在內的多學科中得到應用，城市危機被解釋為系統不連續甚至中斷的“突變”：城市環境或現有的社會經濟關系已無法適應當前的城市發展，整個城市系統陷入不穩定的狀態。人們還意識到，諸如洪災、流行病等災難已不再是單純的“自然災害”，還包含一些人為因素。正如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嗽凇讹L險社會》一書中所指出的，人類憑借現代治理機制和手段應對風險的能力確有提高，與此同時也產生出一些人為造成的新風險。這一點在城市社會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城市面臨的傳統風險的壓力減小了，但未知的、不確定的風險卻在增加。

　　3.建設韌性城市的探索和實踐

　　主持人：正如各位老師所講的，學者們對城市韌性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深入的過程，尤其是二戰后開始從系統論的角度理解城市，對城市未來面臨的不確定性風險也有了新認識，并且意識到公民參與對城市應對風險調整的價值，這些都是當下“韌性城市”理念的核心要素。具體落實到實踐層面，近幾十年來，歐美各主要城市在增強韌性方面都有哪些探索呢？

　　王瓊穎：德國在這方面較為突出的例子是漢堡市。在1962年的水災中，漢堡市政府吸取了1892年因處置霍亂疫情不夠透明、專業和迅速致使數萬人患病甚至死亡的教訓，以緊急方式迅速集結軍隊和警察部隊投入救災工作，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1962年水災過后，漢堡市一方面建立起全新的綜合性防洪體系，另一方面將防災規劃納入城市治理決策中。這座城市還借此重新評估城市未來發展方向，不但重新劃分了城市空間的功能，而且明確將提升抗壓能力和穩定性、增強危機適應力與城市遠景發展聯系在一起。此外，德國韌性城市建設探索的重點還包括對公眾防災避災意識的培育，這一點可以為培養公眾共同參與城市未來管理與決策的意識，塑造良好的輿論環境。

　　孫海鵬：二戰結束后，為了應對“來自內部的威脅”，倫敦對城市中心區進行了大規模的再開發，提升城市基礎設施的質量。從1946年開始，英國政府在倫敦周邊陸續建立了數十座新城。這些新城中不只有居住區，也有工廠、商店等設施，既能提供服務、又能吸納就業。相較于一般的中小城鎮，它們對大城市的依賴程度較低，相對自給自足。在20世紀70至90年代，英國通過城市更新增強城市韌性。1981年倫敦組建了倫敦碼頭區開發公司，1996年曼徹斯特市中心遭遇炸彈襲擊后，也建立了聯合開發公司來重建市中心。城市更新不是簡單的物質再造，在此期間，倫敦和曼徹斯特積極鼓勵市民參與，這與韌性城市中的社會韌性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政府部門、私人部門和社區組織的三方合作中，城市管理水平大為提高。進入21世紀后，隨著恐怖襲擊、洪水災害等突發極端事件時時上演，“韌性”更是成為英國城市規劃與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考量。

　　李文碩：在美國，新奧爾良由于地勢低洼，一直受到颶風、洪水、地面沉降的威脅，在打造城市韌性方面有著豐富經驗。為了抵御災害，起初政府斥巨資建造防洪排洪體系，但自然地理條件的不足只是導致災害發生的一個因素，工程領域的措施效果有限。新奧爾良種族歧視嚴重，社會分化明顯，生活在地勢低洼、公共服務薄弱的社區居民，受災害的影響尤為顯著。2003年路易斯安那大學的一項調查發現，那些無法享受合格公共服務的居民中，只有43%的人能夠在一場颶風中成功逃生。他們長期處于災害的威脅中，韌性城市又從何談起？2005年的卡特里娜颶風，受災最嚴重的仍然是隔離和被歧視的非洲裔社區。災后新奧爾良以韌性城市為出發點開展重建，“公平”成為被反復提及的詞匯。市政府建設了一批適合低收入家庭需求的住房，并提供公平合理的就業機會；創辦了“鄰里規劃網絡”系統，每周舉辦線上會議，為社會組織參與規劃和重建提供渠道。不過種族歧視在美國根深蒂固，所以受災最嚴重的非洲裔社區變化有限。

　　主持人：當前我國正在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宜居、創新、智慧、綠色、人文、韌性城市。各位老師認為，我國應從哪些方面建設韌性城市呢？

　　李文碩：我國韌性城市建設要從中國的現實出發。當前我國城鎮化發展的現實是，人口流動的主要方向不再是從農村向單個城市集中，而是轉變為在城市群內部的城市間流動，城市面臨的風險也就具有區域性和連鎖性的特點，牽一發而動全身。不過城市群也為韌性城市建設提供了新的空間，城市之間可以互為補充、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集中優勢共建韌性城市群。因此，我國韌性城市建設要突破單個城市的地域范圍，以城市群為基本空間格局。一方面，以城市群為單位制定資源的分配規則，加強城市之間的協同發展，發揮城市之間、城鄉之間的聯動效應；另一方面，以城市群為單位建立區域風險監測預警體系和應急資源保障合作機制，統籌重要戰略資源，完善電網、交通、綠化帶和公共衛生等基礎設施配套。同時，在對城市群進行總體規劃時，應當考慮到如何通過協同區域內各城市的建設，既能增強城市的韌性，又能增強城市群整體的韌性。

　　王瓊穎：韌性城市是物質系統和社會組織的有機結合。社區是我國城市治理的基本單位，也應當是韌性城市建設最基礎的載體。從我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中也不難發現，社區是疫情防控的基本單元。因此，重視社區力量，構建共同參與的決策機制是建設韌性城市必不可少的路徑。一方面，完善基層治理體系，發揮基層社區組織在應對危機和預警訓練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提升居民的風險防范意識和救災技能，使居民在面臨災害時有著一定的知識儲備加以應對。此外，韌性城市建設還應當尤為關注低收入人群，使低收入家庭有合適的住房可以居住，保障基本民生。安全穩定的生活是凝聚社區力量的基礎，畢竟有韌性的城市離不開有韌性的人。

　　孫海鵬：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文化是城市的靈魂。韌性城市建設是一種文化品格的培育過程，離不開文化系統的韌性。在建設韌性城市過程中，應當重視文化的力量，以文化為導向，通過舉辦文化活動、建設文化機構，提升城市居民的價值認同，增強居民對城市的歸屬感及對未來生活的信心，從而積極主動地為城市建設貢獻力量。因此，韌性城市建設應從城市的文化品格入手，找到合適的切入點、建設路徑和重點。通過打造創新、有活力的城市文化，從整體上凝聚居民的共識，涵養成熟的民眾心態，提高居民綜合素質。文化可以為城市居民提供共同面對挑戰的情感紐帶，構建城市的“軟”支撐。

　　專家點評

　　廈門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韓宇：“韌性城市”概念是在本世紀初一系列重大城市威脅和災害的背景下產生的，如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對美國新奧爾良地區的嚴重破壞、2011年海嘯對日本福島核電站的破壞等。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更是催發了對城市應對突發性危機能力的迫切要求。幾位青年學者對“韌性城市”這一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學術前沿問題進行討論可謂恰逢其時，值得肯定。有三個方面可圈可點。

　　其一，提煉出“韌性城市”的內涵和基本特征。由于學術界對“韌性城市”的具體界定存有異議，準確把握其核心內涵尤為重要。就本質而言，城市的韌性指的是面對沖擊和壓力時的恢復能力，具有物質韌性、制度韌性、經濟韌性和社會韌性等多重維度。韌性城市具有城市系統的多元性、城市組織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城市系統的儲備能力等方面的基本特征。

　　其二，深入探察了“韌性城市”理念的歷史淵源。幾位青年學者從二戰前的田園城市和現代主義城市理念，以及20世紀80年代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中追索韌性城市的歷史淵源，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思路和看法。田園城市和現代主義城市理念都主張從城市空間形態入手提升城市規避和應對危機的能力，可持續發展理念則試圖采用增長管理的方法，設定效率、社會和生態等目標來實現城市穩定發展，與韌性城市均有異曲同工之處。

　　其三，通過典型個案全面展示韌性城市的具體實踐。幾位青年學者從各自的專長出發，分別介紹了漢堡、倫敦和新奧爾良的韌性城市實踐活動的得失。漢堡善于在應對危機或災難過程中吸取經驗教訓，及時對危機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倫敦開展的大規模城市中心開發和新城建設，以及鼓勵市民積極參與的做法，加強了城市的物質韌性、經濟韌性和社會韌性；新奧爾良則凸顯了建設成果未能實現均衡共享、社區居民參與度低等韌性城市建設存在的問題。

　　作為一個新的研究課題，韌性城市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探究。比如，其標準究竟是什么。如前所述，城市的韌性指的是面對沖擊和壓力時的恢復能力，那么究竟恢復到何種程度方可歸為韌性城市？只是“反彈”到遭受沖擊前狀態的城市？還是將遭受沖擊后重獲生機，但未能完全恢復原有狀態的城市也包含在內？再比如，已有的研究多討論面對突發危機或災難而展現的城市韌性，對其他類型的危機或災害則重視不足。事實上，在去工業化的長期影響下，老工業城市所展現出的韌性是極具價值的問題，可以為認識老工業城市的轉型提供新的視角，并為轉型路徑提供參考。

　　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孫群郎：“韌性城市”指通過提高城市自身的能力來抵御災害，減輕損失，并從災害中迅速恢復過來。這是一個新名詞，關于其內涵和外延尚處于探索階段。但無論如何，“韌性城市”所要解決的是重大自然災害、嚴重的社會突發事件以及各種“城市病”，說到底仍然是要實現人類發展的可持續性。這樣一來，城市的韌性必然依靠人類在經濟、社會和生態方面的可持續性。

　　城市使生活更美好。自從人類創造城市這個新事物以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就呈加速度的曲線上升的態勢。然而，城市為人類社會帶來文明開化和美好生活的同時，也同樣造成諸多煩憂和苦惱，即所謂的“城市病”。因此，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一些有識之士就開始探索治理“城市病”的良方，如英國人霍華德提出了田園城市理論，主張將城市與鄉村結合起來，使城市實現自給自足。然而，城市是一個典型的耗散系統，這種自給自足是不可能實現的。而且將鄉村引入城市，也就等于把城市推向了鄉村或曠野，勢必造成城市蔓延式的發展，從而給經濟、社會和生態等帶來一系列問題。

　　20世紀前期出現的現代主義規劃理論，根據理性主義和功能主義原則，主張將城市空間分為居住、就業、休閑和公用四大功能區，然后用快速公路將其連接起來。這樣的規劃將不同的功能區隔開，破壞了城市經濟和社會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樣性，而且增加了城市交通的負擔，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又出現兩種城市規劃和發展理論，即新城市主義和精明增長理論。這兩種理論是在70年代零增長策略碰壁的情況下提出的。因為人類社會經濟不可能零增長，否則將會面臨滅頂之災。于是，人們提出增長應該有理性、有限度、有組織，即“精明”的增長，主張建立功能混合和更高密度的城市社區，保護土地和大自然，大力開發舊城區，保護城市文脈。然而，大都市區仍然在蔓延，城市對農地、曠野和野生動植物棲息地仍然構成了極大威脅，自然災害、環境污染、社會矛盾、經濟困境仍然困擾著廣大城鄉居民。

　　“韌性城市”的概念出現之后，幾位青年學者敏銳地捕捉到這一前沿選題，通過回顧西方城市發展規劃史，分析了“韌性城市”理念的演進，并對其內涵特征和具體實踐進行探討，體現了他們在學術上的修為與面對學術難題時的勇氣，希望他們在這方面的研究能夠有所突破，大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