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大力抓好農業生產，促進鄉村全面振興。完善和強化農業支持政策，持續推進脫貧地區發展，促進農業豐收、農民增收”。這為我國今年的“三農”工作明確了方向。從系統性和中長期視角來看，實現農業現代化、鄉村振興、農民富裕將成為中國經濟大循環的關鍵支撐。

　　中國經濟大循環中的四對矛盾

　　隨著國際局勢的波譎云詭和國內經濟增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形成穩健和可持續的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十分關鍵和緊迫。從目前態勢來看，存在著四對影響經濟良性循環的矛盾：

　　農產品進口依賴與國際市場波動。當前我國糧食、肉類等農產品大規模依賴進口，而國際市場價格的不穩定加大農產品供應的成本和不確定性，從而影響整個糧食安全和國家安全體系。

　　整體消費飽和與農民消費不足。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我國工業基礎設施和城市居民生活耐用品的消費需求已基本飽和，但與之相對應的是，農村居民消費能力遠遠不足。從目前的城鄉居民工業耐用品消費水平的對比情況來看，2020年農村居民平均每百戶汽車、微波爐、空調、熱水器、油煙機和計算機等的擁有量分別為26.4輛、19.7臺、73.8臺、76.2臺、30.9臺和28.3臺，分別為城市居民的58.79%、34.87%、49.33%、75.67%、37.41%和38.82%。由此可見，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遠未得到滿足，仍有數量龐大的農村居民尚未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生活標準，這與我國整體工業制造業強國的現實并不匹配，而這一現象背后更多的是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增長持續性不足。

　　技術進步需求與勞動替代加劇。從中國整體經濟循環的產業布局來看，技術密集型產業是提升我國產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但如果勞動力素質提升滯后，則技術進步又會產生對低收入者的大規模勞動替代效應。當前我國在高科技行業仍存在著難題，而這些難題的攻克以及人工智能產業的蓬勃發展將會導致對工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相關從業者的顯著替代效應，而且這種替代效應往往具有普及快、沖擊強和長期性的特征。這一問題的深層次原因，事實上就是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培育周期的不匹配。由于發展中國家早期技術進步主要來自外資投資所產生的外溢效應，后發優勢雖然縮短了技術趕超周期，但給人力資本培育留下的回旋余地不足。在這一邏輯下，就需要從尚未發展起來的農村和農業地區為農民和農民工尋求新的穩定的就業機會，從而為技術發展提供緩沖周期。

　　生產要素的城鄉錯配。從當前城鄉要素配置看，城市資本、技術和勞動力要素十分密集，但土地要素稀缺，而農村則僅有土地和勞動力要素，資本和技術要素的稀缺使得農村經濟難以充分發揮要素協調組合效應。但從要素投入效益看，城市雖然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都遠高于農村，但規模越大、越發達的城市資源稀缺性就越顯著，易導致企業收益極化和競爭性資源浪費。換言之，城市經濟已成一片紅海，而農村經濟仍然是一片藍海，這就產生了城市與鄉村在資源配置與市場占有的矛盾。

　　制約經濟繁榮的關鍵短板

　　從當前中國經濟循環的四大矛盾來看，無一不與“三農”問題息息相關，可以說農業現代化水平不高、農村空心化現象和農民收入較低是制約中國經濟循環繁榮和穩定發展的關鍵短板。

　　農業現代化水平有待提升。當前我國農業產業勞動生產率較低。從國內產業間對比來看，根據國家統計局2020年數據，我國農業勞動力生產率僅為44047.92元/人，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則分別高達178045.03元/人和154156.76元/人，而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受阻，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比重高達23.59%。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除中國外的其他中高等收入國家該指標平均水平僅為17.31%，若按照這一水平計算，則農業勞動生產率將達到60053.43元/人。從高收入國家的情況來看，其農業勞動力占比的平均水平僅為2.75%。這既體現出我國比起高收入國家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還有不足，但同時也體現出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將為我國開拓出更多經濟增長的空間與可能。另外，從糧食的現實收益來看，由于農業剩余勞動力過多，我國許多農村并未實現農業的規模化和機械化生產，而實現規模生產的糧食公司也時常由于利潤難以覆蓋組織成本而面臨虧損。

　　部分鄉村社會存在空心化現象。從大多數鄉村社會的現實來看，隨著鄉村振興的推進，雖然有很大一批鄉村依托自然風光或資本運作而實現了旅游民宿和鄉村文化等第三產業的發展，但這種模式受到市場需求、資源稟賦和資本門檻等因素的限制而難以在全國所有區域推廣。一些農村由于勞動力外流和缺乏支柱產業，出現空心化。在這種情況下，依托外出務工實現脫貧的農民工，在受到就業沖擊后，有可能因回鄉后缺乏就業機會而出現返貧。鄉村有待充分發揮對技術進步所引發的勞動替代的兜底效應。

　　農民消費能力有待充分培育。農民消費能力依托其收入來支撐，而當前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整體水平較低且收入來源較為單一。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131元，僅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08%，而農民的財產性收入為419元，僅占總收入水平的2.45%，而城市居民這一占比達到10.56%，部分發達國家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占比更是達到40%之多。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財產性收入占比的合理性將愈發重要。另外，從農民工的家庭收入結構來看，家庭收入來源僅依靠單一勞動力的體力勞動收入的情況仍然普遍存在。根據我們對北京城市相對貧困的調研情況，新一代農民工就業往往集中在外賣、快遞和網約車等平臺經濟模式，而這類就業存在社保繳納不規范、就業主要依靠簡單體力勞動、收入隨年齡增長而下滑等問題，這將導致農民工家庭面臨著支出不斷增加但收入水平和穩定性不斷下降的潛在風險。

　　構建以農業為核心的農村產業鏈

　　從國內外宏觀形勢來看，中國的不斷發展所面臨的國際環境不穩定性日趨增加，而國內實現高質量發展轉型和挖掘新增長動能的需求也日益緊迫。在這一背景下，“三農”的良性發展將為形成穩健、均衡和可持續發展的國民經濟大循環提供安全保障、消費支撐、就業兜底和配置優化。具體建議如下：

　　第一，進行全國綜合性土地整治與規劃，拓寬可利用耕地空間，形成新的農業生產模塊。應當利用衛星測繪等技術對我國進行全國性綜合土地整治，首先應篩選出閑置土地并進行回收和重整；其次，對因干旱等原因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耕地進行集中整治和恢復；最為關鍵的是，需依托當前土壤改良技術不斷成熟的現實，對可改良為耕地的鹽堿地、干旱地等進行識別，并利用相關技術將其變成可利用耕地。這一系列的土壤綜合整治與規劃將大大拓寬我國可利用土地的面積和生產效率，從而為農業現代化提供更為充足的土地要素投入。

　　第二，構建以農業為核心的現代化產業鏈。農村支柱產業還是應當以農業現代化為主體，尤其是應當形成以農業為起點的多產業融合鏈條，從而提升最終產品附加值。目前來看，我國進口農產品中大豆等動物飼料作物規模尤為龐大。因此，農業現代化產業鏈的發展應通過農作物種植、生產動物飼料，并通過與工業產業的融合形成相關產品。例如，通過秸稈等發酵生產青儲飼料和酒精類產品等，提升產品附加值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特征。

　　第三，優先引導人才和技術入村，形成推廣性強的鄉村建設模式。當前技術和資本要素難以入村的關鍵原因在于鄉村青壯年勞動力外流和農戶及其土地的分散。解決這一問題，應充分發揮農業生產、鄉村建設等方面的人才在吸引與粘合技術和資本要素中的牽引效應，并充分發揮村集體與合作社等組織與農戶的溝通與聯合能力。實現人才所帶來的技術、資本與土地規模化的合作社及村集體的復合性合作，減少人才與農戶的直接溝通成本，從而形成極具可推廣性的鄉村建設模式，為鄉村發展賦能。

　　第四，優化農民和農民工的收入結構，增強農民家庭的經濟韌性。農民和農民工收入結構優化的關鍵是增加其家庭收入來源的種類并保障收入的穩定性和持續性。首先是增加其財產性收入來源，而目前農民和農民工的主要財產就是其擁有的農村土地，可通過土地入股等形式享有分紅等收入，將難以變現的土地價值變成持續的財產性收入來源。其次，應注重農民和農民工勞動與職業技能的培育，對于返鄉或在鄉農民而言，可將其納入到農業現代化產業鏈中，既獲得土地入股收入，同時也成為產業鏈中的職業工人，獲取工資性收入并積累生產經驗與能力；而對于城市就業的農民工，則應規范用人單位的社保繳納，區分靈活用工與全職就業，同時通過工會和其他NGO組織提升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和再就業能力。（作者：解安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侯啟緣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