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近日發布數據：2022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累計實現1206萬人，超額完成1100萬人的全年目標任務。隨著穩經濟各項舉措進一步落地顯效，經濟持續恢復，將帶動就業需求擴大。教育部、科技部、人社部等七部門日前聯合開展促就業“國聘行動”，面向2023屆普通高校畢業生、2022屆離校未就業畢業生等重點群體，集中發布優質就業崗位，該行動將持續到今年6月。全面強化就業優先政策，更精準更有效地支持企業發展穩定就業，把促進青年特別是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等，都為就業穩定提供了堅強有力的保障。

　　新就業形態給青年群體帶來機遇

　　中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人工智能、智能駕駛等新技術開發應用走在全球前列，快遞外賣、互聯網醫療等新業態、新模式創造了數以億計的靈活就業崗位。數字化浪潮下，伴隨著新產業、新經濟模式的快速發展，新就業形態應運而生。在文化創意、生活服務、科技創新等領域，靈活就業、彈性工作日益盛行，形成就業形態的新格局，給正在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群體帶來了更多的職業選擇機會。

　　互聯網及信息技術創造了大量的新型就業崗位和新型職業種類。新業態、新模式改變了人們的工作方式和就業形態。新的就業崗位吸納了大量青年勞動者。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截至2021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達到2億人。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發展報告》數據顯示，參與共享經濟的平臺從業者人數，2015年到2020年增加3400萬人，年均增長率9%。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經成為當前以及未來勞動力市場不容忽視的群體，蘊含著巨大的發展動力和潛力。

　　數字和信息技術的普遍運用降低了勞動者的求職成本，進一步減少了搜索時間。在傳統模式中，勞動者進入職業崗位要經歷面試、簽訂合同、入職和技能培訓、工作任務分配、工作考核、薪資發放等多個復雜的環節，而在平臺上只需注冊和接單兩個步驟。非全日制用工、短期用工、勞務派遣、多種形式的外包等靈活用工方式進一步簡化了就業程序并增加了就業機會。

　　靈活性大、自由度高的勞動用工方式適合青年人獨立性強的特征。個體通過互聯網平臺可以完成內容生產、銷售、服務過程，個體生產者對單位組織的依賴性減弱，獨立自主性增強。青年就業者在扁平化的組織形態中較少受到逐級管理，更容易彰顯個性。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促使勞動者崇尚靈活化和多元化的工作方式，也更重視自由和平等。

　　在新就業形態中，無論是勞動者的工作方式、內容、時間、場所、薪酬福利，還是勞動資料的提供方式和勞動過程的監督方式，與傳統勞動關系相比都更加彈性化、靈活化和數字化。數字技術正以各種方式重塑著勞動過程。對時間、空間以及現場生產過程直接控制的減少，使得部分勞動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支配時間或在自選的空間內完成工作任務，不用在嚴格規定的空間、時間和頻率下勞作。

　　如何讓新就業形態與青年群體相互成就

　　在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青年正在成為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的積極參與者、推動者。甚至可以說，青年群體與新就業形態以及新工作場所特征相互影響并相互成就。新業態就業以方式的靈活性、工作安排的自主性以及對互聯網機制知識的掌握度的基本要求，吸引了大量青年勞動者加入其中。與此同時，也要正視新就業形態的不確定性，在承認靈活化的前提下探究保障勞動者權益、構建新型勞動關系的有效路徑。

　　第一，在大力推動新業態發展的同時加強制定具有創新性的適合靈活化工作的保障性政策。新業態的快速發展拓寬了就業渠道，為青年勞動者提供了巨大發展空間。就目前凸顯的非標準勞動關系、過長的工作時間和有待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等問題來看，可以盡快出臺新的勞動合同、工作時間、工作條件、社會保障等標準，以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基本權益。

　　第二，建立更加通暢和寬闊的職業發展通道，防止“新生代”就業者的低水平復制。改革開放以來，從不同于老一代農民工的“新生代”農民工，到快速流動的“90后”，再到以個性張揚、敢于質疑為特征的“00后”，青年勞動者總是能夠快速適應時代的發展。但是，如果大量的青年勞動者無法學習和提升技能，他們就可能在職業生涯過程中低水平流動。目前，進入靈活化就業的勞動者比例越來越大，流動的速度也在加快。這就要求特別關注其長時段的職業發展，建立更加多元的技能培訓體系，滿足勞動者在不同層次和不同職業階段發展的需要。

　　第三，探究適應新業態發展和靈活化就業形態的新型工會組織形式和運作方式。近年來，各級工會已經在吸納新職業從業者加入各級工會組織并通過新媒體等形式吸納青年人加入工會。就目前的形勢來看，為適應靈活化和勞動者個體化的趨勢，意見箱、熱線或微信等多種形式的個人申訴機制的補充是必要的。

　　第四，擴展就業和勞動政策，將之作為廣義的社會政策的一部分。以數字化為特征的經濟形態的發展，其影響范圍遠遠超出就業和勞動領域本身，對勞動力市場劃分和社會結構的重構都將產生深遠影響。就業和勞動政策應放置在社會政策的角度下，與家庭照料、教育政策等相互聯系，盡可能滿足各方利益，讓新形態就業與青年群體相互成就。（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 趙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