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則題為《不少年輕人，正“逃離”寫字樓》的報道引發了公眾的思考，這里面就有在寫字樓敲著字的我。

　　報道說，曾幾何時，在外界看來，坐在辦公室里吹著空調、對著電腦，這樣的工作才稱得上是體面工作。然而最近，一些人卻“逃離”寫字樓，干起體力活。他們當中，有兢兢業業工作十余年的職場老人，有剛入社會的大學生，有前大廠員工。在體力勞動中，很多人表示獲得了久違的快樂和充實。例如豆豆，去年2月她辭掉上海的工作，暫停11年的職場生涯，先是做手工，后來去山區支教。今年3月，豆豆父母在湖北老家開了一家早餐店，豆豆回家幫忙做了一段時間的體力活。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寫字樓里有很多無意義的會議，無意義的OKR，各種周報、月報、年報……還有復雜的人際關系、讓人避之不及的精神內耗。

　　我不知道如何從數據上定義“不少年輕人”，但我相信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僅以我身邊的朋友來說，有一位辭職離開了大廠，現在啥也沒干；另一位曾是媒體人，后來辭職去了西藏，一邊做義工，一邊仰望星空。就此推論，這樣的人，可能并不是少數。

　　他們的想法當然受到了某種意識的呼喚。從最簡單的釋壓角度而言，從寫字樓到體力勞動場所的切換，是有意義的。豆豆有個剪輯師朋友白天工作，晚上去送外賣，用做體力活來對沖在辦公室里積攢的精神壓力。這種對沖方式讓我產生了共鳴。我在寫文章寫累的時候，就喜歡拿起手鋸鋸木頭、用臺磨打磨木頭和石頭，累并快樂著。腦力勞動的累和體力勞動的累，內涵截然不同，我發現，后一種累可以消解前一種累，反之不然。那種看著打磨出來的作品獨自心花怒放的感覺，真的很治愈。

　　但釋壓并不是“逃離”寫字樓的主因，否則誰都可以學我、學那個“剪輯師朋友”，不用辭職，把自己變成兩個情境中的個體就可以。

　　本質上，前述“逃離”寫字樓的年輕人，顯然是在對自己的人生進行新一番考量，試圖重新發現工作的意義、個體存在的價值。這首先意味著對一種從眾的、喪失自我的人生出彩模式發起挑戰。我年輕的時候，選擇“逃離”耕作方式，拼命擠往城市，便是“有樣學樣”。這些年輕人雖然境遇不同，但和年輕時的我一樣，起初都向往大城市的寫字樓，以為那里才是一個成功人士的“標配”。等到發現理想和現實差距很大時，職場和星空，便成為都市白領逃不脫的雙重隱喻。然而，有的人選擇了忍受，有的人則選擇了離開。

　　“老爺爺早餐吃餛飩配白酒”等樣本，新鮮有趣，是刻板機械式寫字樓生活不可能有的經驗。多年前，我也曾在暗訪的時候，隨那些在工地賣餐的攤販一起在林間過活，享受到人際之間的極致單純。此類體驗，讓職場復雜的人際關系停擺，有趣的靈魂也被“釋放”出來，由此產生了極大的康復作用。我相信當年寫下“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繼而去開客棧的女教師顧少強，也是在一剎那找到了丟失已久的“本我”。

　　當然，這個過程的“療效”有多大，會持續多久，那就兩說了。有的人可能會在后半生堅持到底，有的人可能淺嘗輒止，或者遭遇瓶頸。前述報道也說，辭職后3個月是最幸福的時候，但3個月后，也有人因為沒事做或經濟原因陷入焦慮。但誰都無法否認，在不乏艱辛敘事的“逃離”寫字樓的實驗中，當事人的努力并不會白費。這種自我改變即使不成功，也會給自己帶來啟示，從而不斷修正自己的選擇。世界上并沒有一勞永逸的取舍，很多時候，反復糾錯、重新打量，才是生存的要義。

　　重要的是，在這個價值多元的社會，有從白領屋到咖啡屋快樂打工的人，也有從車間來到寫字樓的人，世上生存方式千千萬，總有一款適合你。至于是選擇體力勞動還是到寫字樓工作，不妨交給時間作決定，因為人的一生中，最好的角色其實是“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