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壯麗的關中平原東部名城渭南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故里。曾經兩度在渭南的鄉居生活，是白居易難以忘懷的人生階段，也對其詩歌題材的拓展與審美傾向的轉變，產生了重要影響。

　　卜居渭上

　　白居易的家世及遷徙歷程，據《舊唐書》之《白居易傳》云：“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溫，檢校都官郎中。溫生鍠，歷酸棗、鞏縣令。鍠生季庚，建中初，為彭城令……自鍠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于高齊，賜田于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于下邽，今為下邽人也。”從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其遠祖是秦朝名將白起，白起為秦國統一六國立下大功，被秦王封為武安君。他后來慘遭奸人陷害，被賜死于杜郵。秦始皇統一天下后，追念白起當初的功勞，封其子白仲于太原，于是，白家世代為太原人。白起之后二十三世孫白邕，在后魏曾經擔任過太原的太守。白邕之后的五世孫白建，擔任過北齊的五兵尚書，當朝賜田于韓城，白家從太原遷徙到韓城。白建的曾孫白溫曾經擔任過唐朝的檢校都官郎中，這時白家才遷徙到下邽。

　　 白居易生活的年代，是唐代經過“安史之亂”逐漸趨于衰落的時代。雖然從表面上看，社會秩序暫時恢復安定，但是已經不是“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的城市繁榮、人口稠密、流通興旺的強盛境況了，而是宦官專權、藩鎮割據、黨禍不斷的局面，處在這歷史夾縫里的唐王朝，雖然有過短暫的中興，然而，風雨飄搖動蕩不安，前景仍然黯淡。

　　 貞元二十年（804），白居易三十三歲，這年的暮春時分，回到下邽故居，其原因在《泛渭賦》里說得非常明確：“十九年，天子并命二公對掌鈞軸，朝野無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為校書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所謂“卜居渭上”，是指歸居下邽縣義津鄉金氏村——因為此地曾經是漢代金日磾的封地，也許是其后人聚攏居住在這里，故名金氏村吧。由于千余年來地名沿革變化，金氏村早已不復存在了，那么，金氏村如今在何處呢？據鄉土學者嚴謹的考證，即今天的渭南經開區信義街道紫蘭村。紫蘭村原名上太莊村，前些年因為村莊合并，始為今名。上太莊的村西，早先有一座興福寺，從20世紀80年代發現的《重修紫蘭寺告竣碑記》得知，石佛“能以身之潤燥徵歲時之豐歉，白公感其靈，乃制紫衣以獻之，始更名為紫蘭寺”。

　　 此次卜居渭上，白居易心情自然平靜而歡暢，社會相對安定平順，“朝野無事，人物甚安”——這是他直觀而質樸的感受。前幾年，白居易幸運而必然地通過嚴格的科舉考試，進士及第，其“十年常苦學，一上謬成名”，更何況，“慈恩塔下題名處，二十七人最少年”——前程似乎在一瞬間放射出來耀眼的光芒。進士及第，在唐朝是讀書人最大的夢想與榮耀，也是“釋褐”的必備條件，而從此走上仕途。第二年，經過吏部書判拔萃科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雖然官職不大，卻是良好的開端。更重要的是與元稹訂交，結為一生一世的好友。這一切，都使白居易感到前程光景燦爛無邊。在這種背景和心情下，他要干的一件大事，就是“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把全家安居在下邽義津鄉金氏村故居。

　　 金氏村故居，有“榆柳百余樹，茅茨十數間”（見《白居易詩集校注》卷五《效陶潛體詩十六首》之《其九》），想起來也十分寬闊，綠樹濃蔭，翠色透窗，這使得長期四處漂泊的白居易有了家的感覺，他非常珍視這個家。這天，他信步出村，只見村南滿地的桃林緋紅一片，白居易不由得吟誦道：

　　村南無限桃花發，

　　唯我多情獨自來。

　　日暮風吹紅滿地，

　　無人解惜為誰開？

　　 安排好家事之后，畢竟公務在身，白居易依依不舍地離開了金氏村故居。不過，在這段時間里，白居易經常來往于長安與下邽金氏村之間，他說：“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兩入。”他甚至產生了這樣的念頭：這里山水是如此美好，就干脆在這里住下不走了吧，“便是衰病身，此生終老處”，何必為謀求一官半職而再出外四處奔走呢？然而，他剛剛步入仕途，還未真正嘗到世事的艱難，“達則兼濟天下”的宏偉理想依然還在激勵著他，他不甘心就此停住，終于還是展翅遠飛了。

　　任官周至與《長恨歌》

　　憲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從故居返回長安后，與元稹居華陽觀一起苦讀，以應制舉考試。制舉考試，最主要的項目是試策——所謂的“策”，就是針對皇帝的“提問”做出自己的“對策”，而“策”的內容都是當前迫切的時政問題，考查考生的實際處理問題的能力。據這次，制舉考試，名目是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為了能順利過關，他與元稹在永崇里華陽觀一塊積極備考，撰寫出的《策林》，涉及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刑法、吏治等方面，系統地論述了自己的意見和主張。

　　 制舉考試，白居易入四等，這是白居易后來引以為豪的事情——“十年之間，三登科第”。朝廷依等授官，元稹擔任左拾遺，白居易授周至縣尉。

　　 《舊唐書》之《白居易傳》說，“居易文辭富艷，尤精于詩筆。自讎校至結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首，皆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缺”。畿甸，是指周至，《長安志》卷第十八載：“周至縣，唐畿，東北至（京兆）府一百三十里”——這段話，是說白居易在周至寫出了數量甚多的“箴時之病，補政之缺”的“諷喻詩”。其中有反映殘酷現實的代表作《觀刈麥》。這首詩描寫了關中麥收時節的農忙景象，對造成人民貧困之源的繁重租稅提出指責，對于詩人自己無功無德又不勞動卻能豐衣足食而深感愧疚，很有思想高度。

　　 元和元年（806）的冬季，在陳鴻、王質夫等朋友的邀請下，“暇日，相攜游仙游寺”，酒宴上，他們在一起，談論起五十多年前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說到興奮處，當時，王質夫舉起酒杯，走到白居易面前，慫恿地說：“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于是，“深于詩，多于情”的白居易，創作了出千古名篇《長恨歌》。此詩分四層：第一層，從唐玄宗好色廢政寫起，采取烘云托月的藝術手法，突出描繪楊貴妃嫵媚萬千，天生麗質，令“六宮粉黛無顏色”，對李隆基與楊貴妃的男歡女愛，濃墨重彩，大肆渲染，然而，她恃寵而驕，全家跟著雞犬升天，為以后故事情節發展蓄滿內在張力；第二層，由“喜劇”截然轉折為“悲劇”：安史亂起，玄宗倉皇逃蜀，馬嵬兵變，貴妃香消玉殞；第三層，白居易集中筆墨著力刻畫唐玄宗對楊貴妃睹物思人的萬千思緒；第四層，從楊貴妃落筆，既寫她萬種風情萬種儀態，又寫她寂寞幽怨的心理，表現出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的真情和永結連理的誓愿——這部分寫得真情綿密感人至深，浪漫色彩極其濃厚，然而，畢竟陰陽兩隔，幽會之好景不長，最后以“長恨”收筆。

　　 白居易創作《長恨歌》，通過寫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達到“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者”的諷喻作用，然而，隨著故事情節的推進，由實寫轉而為虛寫，或者說，由客觀的描寫轉化為浪漫的描寫，因而此詩也有了對忠貞不渝的愛情歌頌贊美的思想，他自己后來也說“一篇長恨有風情”，這里不去探討。

　　官拜授左拾遺

　　白居易的詩歌文采斐然而又通俗易懂，得到大唐各階層人的喜愛和傳吟，也“流聞禁中”。此時，唐憲宗勵精圖治，喜歡直言納諫之士，在元和二年（807）的秋天，下詔將白居易自周至調京兆府擔任進士考官，試畢，由集賢院召入翰林。

　　 元和三年（808），白居易任翰林學士，得授左拾遺，策試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牛增孺、皇甫湜、李宗閔等登第。宰相李吉甫以三人對策語直，泣訴于上，三人均不如常例授官。考官因之被貶。白居易上《論制科人狀》，極言考官不當被貶。其后，李吉甫子李德裕與牛增孺等各結黨，是為“牛李黨禍”從此而起。白居易也因此而受李德裕排擠。淮南節度使王鍔入朝，多進奉，謀為宰相，白居易上《論王鍔欲除官事宜狀》，力諫不可。他屢陳時政，請降系囚，蠲租稅，絕進奉，禁掠買良人等，因為諫言切中時弊，被朝廷所認可。

　　 白居易就這樣“位未足惜，身未足愛”（左右拾遺是從八品），履職“天下利病無不言”拾遺生涯，覺得這是實現“達則兼濟天下”政治懷抱的好平臺，客觀地說，白居易大多所“諫”，畢竟事關社稷蒼生，唐憲宗皆從之。元和四年（809）的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叛，唐憲宗“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引起大家不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人”，白居易激切抗爭，“辭情切至”，甚至當面指責唐憲宗。唐憲宗很不高興，《舊唐書》之《白居易傳》云：“上頗不悅”，給李絳說：“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奈。”好在李絳對這件事的態度和白居易一致，他對唐憲宗說：“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緩和了氣氛，平息了唐憲宗的怒氣。

　　 然而，這次上諫的后果很快顯現出來，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左拾遺任期將滿，唐憲宗找了個理由讓白居易改官走人。這段意氣風發的“身是諫官，月請諫紙”的翰林學士兼拾遺的政治生涯，從此完結了，是對白居易從政以來抱有“志在兼濟”的遠大理想的重大打擊，原先“誓酬君王寵，愿使朝廷肅”“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禍福”的愿望，現在落了個“入仕欲榮身，須臾成黜辱”的下場。

　　 白居易大約從貞元三年（787）至元和五年（810），有諷喻詩170余首，基本寫于此時。早期的白居易屬于政治理想主義者，大量創作反映民生疾苦的諷喻詩，以期裨補時闕，詩風冷峻犀利，鞭撻有力，使那些“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見《與元九書》）卻得到老百姓的歡喜，得到廣泛的流傳，元稹說，“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自有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見《白氏長慶集序》）。白居易自己也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與元九書》）。趙冀在《甌北詩話》里嘆曰：“是古來詩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廣者”。白居易的諷喻詩之所以受到人們的普遍傳頌，因為他在詩中揭露了當時的社會黑暗現實，激切的內容引起了大家的情感共鳴，具有強烈的思想和認識價值。

　　丁憂紫蘭村

　　元和六年（811），白居易的母親陳氏因為看花，不慎掉入井中，卒于長安宣平里第，還不到60歲。按照古代的禮制，父母親去世的三年內，要服喪守靈，不能工作。他含悲忍淚，帶著喪母之痛和政治上的失意，“丁憂”渭上，全家遷回下邽縣義津鄉金氏村，將母親葬入白家祖墳。“丁憂”故居，由于前述的原因，白居易的心境和上次“卜居渭上”大不一樣，在《重到渭上舊居》詩里，他寫道：

　　舊居清渭曲，開門當蔡渡。

　　十年方一還，幾欲迷歸路。

　　追思昔日行，感傷故游處。

　　插柳作高林，種桃成老樹。

　　因驚成人者，盡是舊童孺。

　　試問舊老人，半為繞村墓。

　　浮生同過客，前后遞來去。

　　白日如弄珠，出沒光不住。

　　人物日改變，舉目悲所遇。

　　回念念我身，安得不衰暮。

　　朱顏銷不歇，白發生無數。

　　唯有門外山，三峰色如故。

　　 從貞元二十年（804）至元和六年（811），也就七年的時間，白居易在這首詩里謂“十年方一還”，是概數而言。僅僅幾年時間，舊居的村莊就發生了這么大的變化，當年在土地上插的柳條，已經蔚然成林，所栽種的桃樹苗成了老樹，“試問舊老人，半為繞村墓”，自己呢？“朱顏銷不歇，白發生無數”。這一切的一切，都使白居易黯然神傷情緒低落……剛料理完母親的喪事，淚水還沒有擦干，愛女金鑾子又不幸夭折了，年僅三歲，這真禍不單行，雪上加霜，“朝哭心所愛，暮哭心所親”“結為腸間痛，聚作鼻頭辛”，白居易一時間掉入了痛苦的深淵，病倒了，“形骸日損耗，心事同蕭索。”這樣的苦痛該如何解脫呀？“我聞浮屠教，中有解脫門”，他愿意“置心為止水，視身如浮云”“抖藪垢穢衣，度脫生死輪。胡為戀此苦，不去猶逡巡？”——欲遁入佛門以解此苦。金氏村西，原先有一座興福寺，因為白居易“制紫衣以獻之，始更名為紫蘭寺”——也許，在極度痛苦中，只有專心禮佛才能暫時得到精神上的解脫，故有此舉，當為史實。

　　 元和七年（812）的深秋，白居易把祖父锽、祖母薛氏的靈

　　柩，分別從權厝于下邽縣下邑里、新鄭縣臨洧里“遷葬于下邽縣義津鄉北原”（見《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同時，也把其父白季庚的靈柩從“權窆于襄陽縣東津鄉南原”（見《襄州別駕府君事狀》）遷回與母親合葬在一起。次年二月，從符離縣之南偏，將外祖母與幼弟白幼美的靈柩遷葬于北原。這是他丁憂故居期間，全力為之的事關孝道的大事情，完結了多年懸掛在心頭的念想——白居易兩年內連續經歷了這么多的大事，花費自然不小，丁憂期間又無俸祿，長兄白幼文病養符離，估計也沒有多少資助，家中生計陷入窮困之中。

　　 為了排解心中的憂愁，天色晚了，白居易順腳走出家門，去田間散散心：“霜草蒼蒼蟲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絕。獨出前門望野田，月明蕎麥花如雪。”也許在這遼闊的田野里，凜冽的秋風，能吹散心頭的郁積，村子南北空曠無人，他只好孤零零地佇立在地頭，看著月光下如雪的蕎麥花……或者在蒙蒙細雨里獨自一人到村外渭河沙灘上去散步：

　　渭水寒漸落，里里蒲稗苗。

　　閑傍沙邊立，看人火葦苕。

　　近水風景冷，晴明猶寂寥。

　　復茲夕陰起，野思重蕭條。

　　蕭條獨歸路，暮雨濕村橋。

　　 他想將自己的愁苦排解在大自然的優美景色之中，聊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直到陰風吹起，天際飄灑著蒙蒙細雨，天色已暮，這才踏著潮濕的小道回家。要不，他就持一竿竹，在河邊垂釣：

　　渭水如鏡色，中有鯉與魴。

　　偶持一竿竹，懸釣在其傍。

　　微風吹釣絲，裊裊十尺長。

　　誰知對魚坐，心在無何鄉。

　　昔有白頭人，亦釣此渭陽。

　　釣人不釣魚，七十得文王。

　　況我垂釣意，人魚又兼忘。

　　無機兩不得，但弄秋水光。

　　興盡釣亦罷，歸來飲我觴。

　　 “身雖對魚坐，心在無他鄉”，他想起遙遠時代的姜太公了。當年的姜太公也曾在渭河邊垂釣，但那是“釣人不釣魚”，希冀有人上鉤，以實現自己的宏圖大志，這與自己多么相似，但姜太公“七十得文王”，終被周文王請去干了一番大事業。而自己呢？當今的“周文王”在哪里？他想到這里，又不禁心頭一沉，頓生惆悵，他又坐不住了，急急地收起釣竿，默默地走回家去；回到家里，又獨自舉杯，以酒澆愁。

　　 白居易身體“本來形體羸”，而這一連串的打擊，更使他“戚戚抱羸病，悠悠度朝暮”，然而，他仍然堅持自己是正確的，再三檢點，沒有絲毫的個人利益夾雜其中，全是為了社稷蒼生，盡管憂而成疾，卻不改變其主張，“唯有病客心，沉然獨如故”。但這有用嗎？因而又有“去國固非樂，歸鄉未必歡”“何須自生苦，舍易求其難”的情緒流露——古代的知識分子總是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徘徊，白居易表現得更明顯一些，遇到挫折便想放棄自己的主張，《遣懷》這首詩就表現了他矛盾與糾結的心理：

　　樂往必悲生，泰來由否極。

　　誰言此數然，吾道何終塞？

　　嘗求詹尹卜，拂龜竟默默。

　　亦曾仰問天，天但蒼蒼色。

　　自茲唯委命，名利心雙息。

　　近日轉安閑，鄉園亦休憶。

　　回看世間苦，苦在求不得。

　　我今無所求，庶離憂悲域。

　　 鄉村老百姓的日子真是苦透了，“回觀村閭間，十室八九貧”，他們衣不遮體，燒著“蒿棘火”取暖，而村巷里有的人家因貧窮而不斷發生親人的喪亡，凄慘的哭聲令人同情與傷悲，白居易寫下了這令人揪心的哭聲，其中有這樣的詩句：

　　昨日南鄰哭，哭聲一何苦！

　　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

　　今朝北里哭，哭聲又何切！

　　云是母哭兒，兒年十七八。

　　四鄰尚如此，天下多夭折。

　　乃知浮世人，少得垂白發。

　　 此刻，他聯想到自己：

　　顧我當此日，草堂深掩門。

　　褐裘覆紖被，坐臥有馀溫。

　　幸免饑凍苦，又無壟畝勤。

　　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

　　 和民不聊生的生活相比較，白居易“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能有如此的覺悟，在其時算是進步的思想，說明了他對老百姓的苦難有深刻的同情。唐代中后期，內有藩鎮割據，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大為減少，卻供養了大量軍隊，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侶、道士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農民負擔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對此深有體驗，他在另一首詩中所寫的“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辛苦”一樣，這是他對鄉村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寒冬臘月天，“歲晏無口食”的窮苦人家的婦女兒童，穿著破爛的衣服，冒著如劍的西北風，到田野里采地黃，從凌晨采到黃昏，采得了那么一點點。“攜來朱門家，賣與白面郎。與君啖肥馬，可使照地光。愿易馬殘粟，救此苦饑腸。”這是一幅多么辛酸悲慘、目不忍睹的生活圖景啊！

　　 元和九年（814），白居易丁憂到了除服時間，但出仕毫無音信，他于是決計務農為生：

　　猶須務衣食，未免事農桑。

　　薙草通三徑，開田占一坊。

　　晝扉扃白版，夜碓掃黃粱。

　　隙地治場圃，閑時糞土疆。

　　枳籬編刺夾，薤壟擘科秧。

　　穡力嫌身病，農心愿歲穰。

　　朝衣典杯酒，佩劍博牛羊。

　　困倚栽松鍤，饑提采蕨筐。

　　引泉來后澗，移竹下前岡。

　　生計雖勤苦，家資甚渺茫。

　　塵埃常滿甑，錢帛少盈囊。

　　 這首寄給崔群等朝廷大臣的長詩，固然有虛構的藝術成分在內，然而卻是他在鄉村真實的農民生活記錄，不然，寫不出如此的務農生活細節。整天在地里忙活，身體也強壯起來，他《得袁相書》詩中形容自己：“谷苗深處一農夫，面黑頭斑手把鋤。何意使人猶識我，就田來送相公書。”袁相，即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白居易在貞元十六年（800），進士及第后再游江南時，袁滋由尚書右丞出刺華州，由此相識。此時，任山南東道節度使。若不是郵差趕到地頭送來袁相的信件，有誰還認識他是白居易呢？在下種收割的過程中，覺得種地來得實在，也感到踏實，“莫戀長安道，莫尋方丈山”“不如歸山下，如法種春田”，又說：

　　種黍三十畝，雨來苗漸大。

　　種薤二十畦，秋來欲堪刈。

　　望黍作冬酒，留薤為春菜。

　　荒村百物無，待此養衰瘵。

　　葺廬備陰雨，補褐防寒歲。

　　病身知幾時，且作明年計。

　　 白居易村居數年之后，思想感情發生了很大變化，認為種田人是應該受到人們尊重的。在學農的過程中，他虛心向老農學習：“吾聞老農言，為稼慎在初”，并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情誼：“村中相識久，老幼皆有情”，“言動任天真，未覺農人惡”。他也逐漸習慣了鄉居的生活，心態變得平靜下來，有《村居二首》：

　　 其一

　　田園莽蒼經春早，

　　籬落蕭條盡日風。

　　若問經過談笑者，

　　不過田舍白頭翁。

　　 其二

　　門閉仍逢雪，廚寒未起煙。

　　貧家重寥落，半為日高眠。

　　 這年的冬天，唐憲宗終于下詔，授了一個閑散職務左贊善大夫給白居易。從此他永遠離開了渭上紫蘭村……但是，家山長憶，無論是謫貶江州還是其他地方，故鄉仍然是白居易精神寄托和心靈的安棲之地，令他魂牽夢繞。離別家鄉，心頭一陣酸楚：“掩淚別鄉里，飄搖將遠行”——是啊，此去不知何日還，他滿懷惆悵，踏上通往長安的古道。

　　 詩風轉折

　　 白居易渭上丁憂期間，是其詩歌的重大轉型期，在傷痛憂患不斷的情況下，白居易詩興卻不曾減弱，有學者說他共寫有119首詩歌，仔細檢點，不算一題多詩，例如《效陶潛體詩十六首》等，計有86首之多，大致分類，主要有描寫故里風土人情、反映當時鄉村社會現實和表達自己思想情緒以及與古人及友朋之間酬和等。

　　 白居易從周至縣尉調任朝廷，擔任翰林學士及左拾遺這段時期，他勇于實踐“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的政治主張，對這年科考風波的鮮明態度與抵制淮南節度使王鍔入朝，與圖進奉、賄賂宦官而求宰相之職，力諫不可，還對氣焰囂張的吐突承璀等宦官給予了公開的彈劾，甚至觸怒了唐憲宗。傅璇宗先生認為，“五年間的翰林學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從政的最高層次，也是他詩歌創作的一個高峰”（見《從白居易研究中的一個誤點談起》），即他諷喻詩所創造的“一個高峰”。高峰過后就是低谷，后來白居易的改官，接著丁憂渭上遭遇的個人種種傷痛憂患，“給他帶來思想、情緒上的最大沖擊”。在這個背景下，反映在詩歌寫作上，便有了一個新的轉折——由此進入傷感詩寫作。

　　丁憂渭上的鄉居歲月，是白居易的人生與思想及詩歌寫作重要的轉折期，在秉持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的同時，開始出入于道釋，尤其是在其詩歌寫作上，漸漸消減了諷喻的社會功能和政治影響，而轉向抒寫內在的個人的情感與哀愁，開啟了傷感詩的寫作階段——這個過程還將持續到以后的歲月，《白香山集》共收123首傷感詩，力作萃于退居鄉村故居這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