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與“反用”:探討漢賦與經學關系的學理路徑
作者:王思豪(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有漢一代,被譽為一代之文學者,舍“賦”其誰?有漢一代,學術最為昌明而隆盛者,舍“經”其誰?漢代是經學時代,大量當世文本創作“依經立義”;漢賦是漢一代之文學代表,其鋪張揚厲的風格特征,在表彰經學、承載經義方面尤為矚目。但經學不等于儒學,探討漢賦與經學之關系,須落實到具體文本,著眼于“用”與“反用”的互證,其學理路徑概而言之,約有四端:
一、以經尊賦
作為早期中國文體的代表,賦體的尊體模式在中國文體學史上具有典范意義。賦體初立之時,賦家有“倡優”之憂,東方朔、枚皋、司馬相如之徒都是以俳優身份蓄養,到揚雄更有“小道”之譏。因此,他們作賦都強調諷諫功用,孔臧《諫格虎賦》、東方朔《七諫》直言“諫”字;司馬相如《子虛賦》《大人賦》“其指風諫”、《上林賦》“其卒章歸之于節儉,因以風諫”;揚雄作賦,認為“賦者,將以風也”;漢宣帝更是以帝王之姿肯定“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尚有仁義諷諭……賢于倡優博弈遠矣”,開啟以“古詩”尊賦的先河。
因此,班固《兩都賦序》引“賦者,古詩之流”說,但不同于此前的以“風”義尊體,而是轉以“雅頌”義尊賦,明確稱賦是“抑亦雅頌之亞也”。在創作層面,班固的《兩都賦》也是賦中之《雅》《頌》,清人何焯評曰“二賦猶雅之正變,五詩則兼乎頌體矣”,賦體歸于雅正。東漢末年至六朝時期,比興寄托成為賦體的重要表現手法。賦以“比興”尊體,寄托情志,轉向新變的、華麗的抒情小賦體書寫。賦作為《詩》的“六義”之一,尊體的方式是汲取其他“五義”的精華。
賦體尊體還借助于其他經籍。如司馬相如獻《上林賦》“覽觀《春秋》之林……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揚雄《覈靈賦》“請以《詩》《春秋》言之”。更有認為賦體產生于祭祀登壇揖讓之禮辭,《漢志》引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章太炎解釋說“登高孰謂?謂壇堂之上,揖讓之時”,漢賦家多居禮職,王褒、揚雄、劉歆、杜篤、班固、崔駰等均有參與當朝禮學論爭和漢禮建設,熟悉禮典禮事,賦體創作呈現摹《禮》傾向,故袁棟《詩賦仿六經》謂“賦體恭儉莊敬似《禮》”。
中國文學素由“宗經”以尊體,賦體作為較早出現的文體,謂“古詩之流”“登高能賦”,“六義附庸,蔚成大國”,以六經提升自身品格,以達到尊體目的,為后世文體樹立尊體范式。
二、以經豐賦
漢賦與經學的關系,不同于漢賦與儒學的關系,考察漢賦與經學的深密關系,需要從“用”字上下功夫。據統計,在今存的280篇(含殘篇)漢賦作品中,明確引用五經文獻多達1200余條,其中用《詩》約440條、《禮》約260條、《春秋》約230條、《書》約180條、《易》約160條。賦家引用這些經典,在取辭、取義兩個方面豐富著賦體的創作。
漢賦引《詩》與先秦典籍及兩漢史傳、奏議、子書等引《詩》有一個明顯不同:凡是以“賦”名篇的賦作,用《詩》均將“《詩》曰”類標志隱去?!啊对姟吩弧倍执淼氖羌傺砸宰灾?,是高度理性化的公共標準。漢賦用《詩》隱去“《詩》曰”,在語用功能上表現為由斷章取義到取辭見義;在語境上表現為意境空間的重新構建,借用《詩》境,并熔鑄自己所需要的語境,從而生成一種全新意義的文本;同時,化用變四言為五言、七言(詩化)和六言(駢儷化),在句式上對《詩經》的語言形式進行革新,從而創造出新的文學形式。賦家選擇這種語言結構,彰顯的是“言語”的淡褪和“文章”的興盛。
漢賦以經豐賦,甚至出現一句之中并取多經的辭與義現象。揚雄《長楊賦》“出凱弟,行簡易”,取《詩》“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與《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圍繞賦家創作主旨而兼融取辭取義;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取《書》武王言“今予惟龔行天之罰”與《易》“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之辭,為東漢統治立統張本,意在明正朔且以為史鑒。
三、以賦傳經
“傳”是解“經”之作,賦具有“傳”體的性質,漢賦具有“以賦傳經”的特征。這從劉安《離騷傳(賦)》、王褒《四子講德論(傳)》和無名氏《神烏傅(賦)》三篇作品的稱名,即可見一斑。漢賦創作不僅直接引用經典,而且經學的經、傳思路也影響到漢賦的創作。
首先,漢賦家多儒生,賦作鼓吹六經。司馬相如《上林賦》“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涂”,揚雄《河東賦》“敦眾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班固《東都賦》“蓋六籍所不能談,前圣靡得言焉”,張衡《思玄賦》“御六藝之珍駕,游道德之平林”等。后漢增列經目,賦家稱引也由六經增以《論》《孝》而謂七經,如劉楨《魯都賦》“崇七經之旨義,刪百氏之乖違”。
其次,漢賦家視作賦為給經籍作序、傳。《世說新語·文學》載孫綽語“《三都》《二京》,五經鼓吹”,究其意,朱鳳墀《五經鼓吹賦》解釋為:“京二冊而都三篇,于五經之余得五。則且仿《易》之鳴豫以為則,奉《書》之依永以為型,采頌聲于《詩》什,考樂記于《禮》經……蓋其詞盡切今,論皆稽古,經以開賦之原,賦亦為經之輔?!苯洖橘x之原典,賦可與輔助解經的序、傳等而觀之。查閱《歷代辭賦總匯》,《五經鼓吹賦》同題之作有9篇,作者分別為朱鳳墀、宋安元、保瑞、孫文川(2篇)、李宗昉、吳省蘭、張九鐔、王景模,由此可見一斑。
基于這樣的特征,康紹鏞便給賦定義為:“蓋賦者,《詩》之諷諫,《書》之反覆,《禮》之博奧,約而精之”(《七十家賦鈔序》);又有稱賦是“六籍之華,九經之庫”。后世考經題賦興起,究其本源當起于漢賦本于經術,阮亨為《律賦經畬集》作序,指出“古人九能,最重登高之作,固不敢以雕蟲小技忽之也。而熔鑄經典之范,翔集子史之術,則洞曉情變,曲昭文體,洵為作賦之本原耳”,賦約經旨以為六經作傳。中國經學解釋的常規思路是“以傳解經”;徐復觀認為《左傳》“以歷史之事實解釋《春秋》”,是“以史傳經”;而漢賦用經,是以集部文獻傳經,可謂“以賦傳經”。
四、以賦解經
漢賦家通經致用,辭賦本之六經,“用經”是漢賦創作的一個普遍現象。反過來,后世經解又“反用”漢賦章句,因為漢賦家去圣未遠,可以成為圣賢經典的代言人,如魏源《定庵文錄敘》所說“荀況氏、揚雄氏亦皆從詞賦入經術,因文見道……徒以去圣未遠,為圣舌人,故至今其言猶立”。辭賦家所“言”能裨益于后世經解的闡釋,由“漢賦用經”到“經解用賦”,考據經文釋意,兩漢辭賦文本又成為經學稽古的重要文獻元庫。無論是唐宋人的十三經注疏,還是清儒十三經新疏,都大量引用漢賦章句,“以賦解經”。
后世經解“以賦解經”是對賦家“用經”作賦的一種學術反哺,是文學與經學歷史語境相契合的結果。漢賦“用經”有取辭與取義二途,而在經學的闡釋體系中“反用”漢賦,又形成義理、考據、辭章三途。經學文本與早期的文學文本(漢賦)的對話,在“用”與“反用”的過程中展開,形成義理、考據、辭章的相濟為用,在學問之途中構成理學維度、歷史維度和文學維度的交叉互滲,建構起一套中國古代學術的詮釋體系。
漢賦與經學互為表里,“經術之內,詞賦出焉;詞賦之內,經術存焉”,是為經、賦文本互“用”互證的依據,至此形成“以經尊賦”“以經豐賦”“以賦傳經”,以至“以賦解經”的學理路徑回環,漢賦與經學呈現出一個立體的、多層次的互滲圖景。自《漢志》將賦從“六藝”中析出,之后“集部”又是從“辭賦轉繁”的建安時代脫胎而來,由此啟示我們,古代文學的研究方法在文、史互證之外,還存在經、集互證一途,亟待學界去嘗試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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