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從北外灘的“城市會客廳”到陸家嘴的上海中心，從西岸濱江的美術館、博物館到滲透進城市毛細血管的各類社區文化活動中心……上海都市文化雅集的漸興與普及，助推城市公共文化生活豐富與發展，見證人民城市的建設與繁榮。

　　傳統意義上的雅集，特指古代文人集團進行文化創作與交游聚會形式，是集宴樂、書畫、文學、藝術、審美為一體的群體性文化活動。

　　在《詩經》中，“酒既和旨”“我有嘉賓，鼓瑟鼓琴”等詩句描述了聚飲歌吹的場景。秦漢時期，出現了崇尚宴饗游觀的宮宴型園林雅集；漢代梁孝王的“兔園會”，是以政治人物為引領的政治集團外延性聚會；漢末曹氏父子的“鄴下雅集”是政治身份與文人身份混同的雅集團體，可視為中國文人雅集之濫觴。

　　魏晉時期是“文化自覺的時代”。受當時宗教風尚的熏染，文人士大夫多在自然中尋找心靈的釋放，休閑式聚會增多。王右軍的“蘭亭集會”、石崇的“金谷園之會”、陶淵明的“斜川之游”以及謝靈運的“山澤之游”是這一時期典型的雅集。

　　唐宋以降，文人雅集成為切磋文學藝術、進行即興創作的一種重要方式，如白樂天參與的“香山雅集”，蘇軾參與的“西園雅集”等。

　　宋金之后，文人雅集之風更盛。顧瑛主持的“玉山雅集”，吸引了彼時全國詩壇名流參與，是中國文學史、文化史上的一個高標。

　　近代以來，史緒豐厚、鐘靈毓秀的江南文化與來自各個區域的文化匯聚于蘇州河邊、黃浦江畔，逐漸形成一種更具活力與開拓精神、面向大眾的雅集形態。

　　美國城市社會學家沃斯曾提出“城市性主要體現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觀點。都市文化雅集通常邀請文化藝術界人士，在地方文化景觀的標志性空間，通過跨界溝通、情感交流、靈感融合等方式，為人們帶來深度的、新穎的文化體驗。

　　雅集的參與者是文化的消費者，更重視生活的品位與格調。他們在追求物質生活舒適的同時，也愿意接受文化藝術的熏陶，注重自我個性的培養以及自由表達的空間。

　　由此，都市文化雅集作為現代都市生活中相對稀缺的文化符號與意義，成為一種具有吸引力的“定制”消費。這種對個性化的宣示和主張，一旦與消費者自我認知產生某種共振，便能引發“標簽化效應”。

　　從觀察結果來看，上海都市文化雅集的參與者多以行業精英、文化專家、藝術從業者與愛好者等為主，傾向于通過購買理想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使生活趨近于理想狀態。相關雅集活動以修養心性、提升審美造詣為基本追求，多元的、高雅的文化內容是關鍵。

　　比如，注重對公共假日、傳統時令以及雅集空間、場所的選擇。如二十四節氣的立春書帖、谷雨品茗、夏至觀蓮、秋分賞月、大雪圍爐等，不僅為雅集參與者普及了超越現代生活認知體系的時間坐標，還為雅集提供了豐富的主題、活動內容與依據。

　　又如，戲曲演樂等活動是江南傳統雅集的重要內容。“流連高詠，羽觴醉月，曲水歌風，花之朝，月之夕，擗箋刻燭，雜以絲竹管弦之盛”，描寫的就是江南古典園林中的藝術性人文景觀。上海都市文化雅集中也常出現古琴、評彈、絲竹、昆曲、越劇、滬劇等。

　　一方面，傳統表演藝術有其古樸深幽的文化內涵。在雅集這樣小而美的互動空間里，它變得更為可賞、可學、可體驗。特別是，雅集參與者與傳統藝術表演者、傳承者之間的近距離接觸，彌補了舞臺距離所造成的信息缺失。

　　另一方面，通過雅集的去舞臺化呈現，專業演員可以變身為市民文化生活的引導者、啟迪者。藝術精英與普通市民齊聚一堂，通過別具韻味的江南生活與藝術品鑒來打造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場域。

　　此外，江南傳統的雅致生活方式，包括器具、服飾、配飾、空間布置等，構成了一種具有鮮明價值導向的生活整體。經由現代傳播、推廣，逐漸形成工藝品消費群體，進而拓展相關產業鏈。

　　舉個例子，啜茗、插花、品香等需要手工茶器、花器、香器等；古法炮制的茶點、飲品以及手工鍛制的飾品，也都源自江南傳統工藝。這些產品既凸顯低碳、有機、環保的消費理念，又具備寓情感于風物的特殊消費特質。從個體著裝、空間裝飾到器具器物，同樣凝聚文化與品位。

　　風自海上來，都市文化雅集是講好上海故事、展示中國形象的良好介質與形態。它在承繼江南傳統雅集的基礎上，秉承“大氣謙和、兼容并蓄”與“融貫中西、承古創新”的理念，形成了具有新時代特征的新樣式，對于擦亮“上海文化”品牌具有重要意義。（方云 作者為上海工藝美術學院非遺理論與應用創新基地研究員、華東師范大學非遺傳承與應用中心特聘研究員）